劉忻：依然很笨拙地去完成最初的夢想｜新京報x樂隊的夏天

新京報記者 鄭新洽 攝

九年前，2011屆《快樂女聲》的舞台，劉忻奪得季軍後喜極而泣。她終於站在中國選秀巔峰的塔尖上，不再需要通過演小品、做搞笑藝人賺錢，未來可以走自己選擇的音樂道路。

九年後，與天娛傳媒結束八年合約，劉忻終於脫離「藝人」標籤，重新站在夢想的起點，以樂隊主唱的身份唱着曾經被認為是不流行的音樂。

在經歷漫長的自我尋找後，劉忻坦言，遺忘俱樂部讓她找到了十七八歲時的幹勁，也重新拾回對音樂的自由和渴望。如今在所有場合，劉忻都會介紹自己是「遺忘俱樂部主唱」，這個標籤讓她驕傲。節目結束後，遺忘俱樂部準備發行第一張屬於樂隊自己的唱片，然後為巡演做準備。「現在是最好的（階段）。很純粹的，我想干，我就幹了。」樂隊是劉忻下半生最想做的事，捨棄什麼都可以接受。

04:42

劉忻回應做樂隊的初衷。新京報動新聞製作

樂隊是全新的開始

遺忘俱樂部，在《樂隊的夏天2》的眾多參賽樂隊中，既年輕，又神秘。他們成立於2017年，其間只推出過四首新歌，對外演出經歷更是無跡可尋。而在《樂隊的夏天2》播前的宣傳口徑中，劉忻的「快樂女聲」身份，甚至成為這個樂隊重要且唯一的描述。

對劉忻而言，以遺忘俱樂部的身份站上舞台，以樂隊形式為大眾表演，都是一件極為夢幻的事。

時間追溯到2017年，仍背負公司合約的劉忻，與從事電影配樂製作的大學同學蘇宏亮（現吉他手），搖滾樂隊成員大偉（鼓手）、王宇鵬（貝斯手）組建了這支在她看來「老而新」的樂隊。樂隊名字源於捷克電影《被遺忘的俱樂部》。電影講述了廢舊倉庫里一批很老的假人模特。他們被丟棄在角落，但每到晚上卻會產生人性。一位女樂手每天都在拉琴；一家三口的媽媽忙於給孩子做飯……日復一日，大家都在機械化地重複同樣的事情。直到有一天，倉庫來了一批穿着時尚的新模特，新文化令老模特的地位被撼動。

「這很像我們的樂隊。」在劉忻看來，遺忘俱樂部很「老」——四人是多年的老朋友，同時也在不同領域玩了十幾年的音樂。遺忘俱樂部也很「新」——音樂風格既包含傳統搖滾，又融合了新元素，是所有人都無法準確定義的，僅屬於遺忘俱樂部的獨特磁場。

但「新」，更多是對劉忻而言。這是她全新且充滿未知的起點。遺忘俱樂部成立初期，沒有公司和經紀人打理事務，從音樂製作、發行，找排練場地，包括後期跟《樂隊的夏天2》對接，都是樂隊自己來做。老爺們兒相對粗心，細緻的活，大到安排排練時間、整理日常通知，小到每天吃什麼，都是劉忻負責。「我不敢奢求其他人下班也來排練。我只能要求我自己。但事實上，這三年大家都盡所有的力量聚在一起，討論音樂，天南海北地侃大山。」無論是對枯燥工作的排解，或者重新找回沒有完成的夢想，每次遺忘俱樂部聚在一起，大家都是像十七八歲的時候，幹勁十足，「我很明確地感覺到，我們的心是聚在一起的。」但樂隊仍停留在練習室自嗨的狀態。

直到《樂隊的夏天》第一季在2019年橫空出世。曾有人稱，這檔節目讓中國搖滾樂隊從地下窺視到些許微光。當時正站在陰影地帶的劉忻，也把這檔節目視為老天給她的暗示，做樂隊是正確的選擇。

她關注了每一期節目，每一個樂隊的舞台，甚至第一季決賽還前往現場感受。遺忘俱樂部入選第二季節目，劉忻的目標就是能在舞台表演一首歌。「好多樂隊都是如雷貫耳，我們這麼渺小，能來這個節目，很多樂隊能感受到了我們在台上的釋放和自然，就已經很厲害了。」

遺忘俱樂部。

不怕失敗的人

一個人要像一支隊伍。這是劉忻在2012年發行的自傳《隨忻所遇》第一章的開篇。她說，「一個人不得不、必須要、別無選擇地，只能成為一支隊伍。否則就無法生存」。這段描述概括着她27歲之前的生活。

劉忻出生於軍人家庭，父母在部隊時對她要求很高，轉業後也兢兢業業地做起了生意。從早飯吃什麼，到往期末考試試卷上簽名，劉忻學會的人生第一課便是「自己的事情自己負責」。

後來，劉爸被調到一家酒店工作，酒店內有當時並不多見的卡拉OK設備，吸引了不少樂隊發燒友。劉忻常在那裡看樂隊排練，還曾經在樂隊叔叔阿姨的攛掇下，上台演唱過一首《人在旅途》。這是劉忻對音樂的最初認知。

而真正決定當歌手時，劉忻正身處學習氣氛濃厚的重點高中。她仿佛成為其中的「異類」。但媽媽卻支持女兒堅持理想。劉媽年輕時也曾希望有一天走出農村，硬是自己跑去部隊報名。後來曾有人問及劉忻選擇與音樂的原因，她說，那時根本沒有想未來能不能成功，就是想做自己喜歡的事。

玩音樂特別燒錢，父母給予劉忻最大的心靈與物質支撐。她從沒有住過窘迫的地下室，日子也不算窮苦，「但我挺要強的。」大學畢業獨自一人來到北京，劉忻只想用一技之長，在這裡闖出自己的天地。於是2006年開始，劉忻幾乎每天都埋頭在家裡寫歌。她寫了很多，不知道往哪兒推薦，就給各種唱片公司郵箱裡發。大多都是石沉大海，偶爾會收到禮貌性的回覆，「來信收到，我們會關注」，這能讓劉忻高興好幾天。

2007年下半年，劉忻終於得到了一份工作，錄製娛樂節目。與音樂毫無關聯，但終於讓她實現經濟獨立。她演過走台步的模特，騎馬的外景主持，甚至挑戰10塊錢野外生存一天一夜。這檔節目每周錄製兩天，一次五集，一集500元。

那三年，劉忻混跡於各種娛樂節目，經歷過殘酷的異國訓練，發過單曲，穿着玩偶衣服上台表演，但發展始終沒有起色。「就是一盆冷水澆在頭上，每一年不停地澆。」2009年，劉忻為自己的人生再次按下重啟鍵，再次回到北京。那段日子她給自己列了一張表，寫着可以做的工作：去酒吧唱歌、去唱片店打工、端盤子做服務員。那是她離放棄最近的一次。2011年《快樂女聲》，是劉忻給自己的最後一次機會。「直到我簽約，別人問我為什麼來參加比賽，我說我想賺錢，特別直白。」

回望那些始終沒有希望的日子，劉忻笑稱，自己其實是幸運的，冥冥之中總是被老天爺庇佑，每次要放棄時便會有機遇降臨。即便而後有太多不如意，她也從不認為自己收穫的比別人少，「我願意多做一些嘗試。我是不怕失敗的人。」

2011年《快樂女聲》總決賽。圖/視覺中國

自我探尋的八年

劉忻也有過崩潰的時刻。

2018年，當時劉忻的經紀公司已經不太參與她的音樂製作，給予她所謂極高的自由度，但同樣意味從混音、編曲、錄音，甚至後期、拍攝專輯封面都要她自己承擔。

某天劉忻正在忙着新歌混音，經紀人突然哭了，「這麼好的人，為什麼會變成這樣？為什麼大家都不願去理解？」面對老朋友的心疼，劉忻不知道說些什麼，只能邊安慰，邊陪她哭成一團。劉忻從不喜歡解釋，別人對她指指點點，她也只是默默地想「好，那就這樣」。但她不願意身邊的人難過。她認為，或許真的是自己做得不夠好，才需要朋友為她分憂。

自我否認的矛盾情緒，持續過八年之久。劉忻的生活在她成為2011年《快樂女聲》全國季軍的當天，已經開始徹底改變。當年比賽期間，快女選手都要住在「城堡」（比賽場地）里，手機要上交，偶爾只能看下粉絲留言；每周末演出的時候，來現場的也都是支持自己的人。絕大部分時間，劉忻都在被「愛」包圍和保護着。而當比賽結束，她被重新投入真實的社會，整個人完全是蒙的，「大家說你長得不好，唱得也不好。我怎麼突然變成這樣了？我不是挺好的麼？」

《快樂女聲》的狂熱在市場中史無前例。雖然2011年這個品牌已經逐漸走向下坡路，但當年劉忻發的微博截至目前轉發量高達770萬，評論43萬。這個數據放到如今，可以和諸多一線流量明星抗衡。

2011「快樂女聲」全國巡迴演唱會現場。圖/視覺中國

但現實根本不允許她思考，一夜間她有太多不熟悉的事情要完成。在中國偶像工業的速食階段，公司趁熱打鐵安排了接二連三的綜藝、廣告、影視劇演出。僅2012年，劉忻至少錄製了兩首OST，參加了三部影視作品的拍攝，同時發行了首張迷你專輯，舉辦首場個人主題演唱會。「能把眼前的事一件件都做好，已經很難了。」

與此同時，從捉襟見肘的「北漂」成為萬眾矚目的明星，劉忻還要逼迫自己快速適應飛上巔峰的「落差感」。她抓緊一切時間學着做一名藝人，一名所有行為都會被大家放大，必須要唱得好、演得好，甚至穿着都好的藝人，「你哪兒不好，大家就覺得不應該，因為你賺錢了，你是女明星，所以你必須好。」

她坦然接受所有安排，沒有選擇餘地，畢竟比起當年只能在節目裡演搞笑藝人仍食不果腹，當下能賺錢還能唱歌，甚至有了演唱會和歌友會，還有什麼不好？「我的目標很明確，就是賺錢。」即便是與唱歌無關的影視表演，她也用相同的方式「洗腦」。她將劇中的角色當作進入另外一個時空，她可以藉機站在另一人的視角去寫歌。她也確實嘗試了，甚至有一些還挺滿意。

但這種自我說服，似乎不是最好的解決方式。劉忻還是會前一秒在綜藝中玩遊戲、演小品，下一秒和朋友喝酒舉杯、抱頭痛哭。她也曾試着將自己創作的音樂demo（歌曲小樣）發給公司。即便意料之內，她喜歡的曲風不符合公司對其抒情女歌手的定位，不是能傳唱的流行歌，而沒有被採納。

還是會失落。沒有工作時她總是想一個人靜靜思考，做什麼都提不起精神，心裡總感覺有一塊空着。她不能想象如果一直站在巔峰，一直被推着走，一直為別人努力。 「我覺得我有點累了。」

2016年之後，演藝市場風雲變化，公司面臨業務變動，劉忻也斷崖式地暫停了大量工作，給自己更多思考時間。「我還是想成為更好的人，但也想看看自己最想做什麼，要對得起自己，要忠於自己。」

2019年6月，劉忻與天娛傳媒的合約圓滿結束，開始了八年後第一次自由選擇。她全身心投入樂隊；為了《樂隊的夏天2》拒絕了這些年看似最好的機遇《乘風破浪的姐姐》。「我能盡的義務，需要做的事情，在八年內都做好了。現在我想給我一點時間，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做好了最壞的心理準備

八月，劉忻更新的微博里顯示，日常生活大多數都是圍繞着音樂創作。

《樂隊的夏天2》中大張偉曾問白舉綱，作為藝人，他做樂隊是為了自己開心，還是為了成功。同樣的問題，劉忻在台上的回答更為堅決「為了開心」。但想明白這件事並不簡單。

幾年前，劉忻找到了剛來北京闖蕩的吉他手蘇宏亮。接下來的幾年裡，她看着蘇宏亮在不斷的學習和努力下，在音樂製作人的領域開創出了屬於自己的路。他們一起合作了很多影視OST和個人作品，他也經常會給劉忻聽一些自己最新的靈感。直到有一天，亮子的一段的Hardrock配樂讓劉忻直呼「好酷！」她在日漸麻木的工作中，再一次因為音樂而產生如此強烈的內心震動。

她問自己，為什麼我不能做這樣的音樂？「我老是在給自己找藉口。簽了公司，你有義務跟大家一起商量，不能一意孤行，那樣挺不負責任的。但那時我已經不想再做任何妥協。」她把自己的決定告訴蘇宏亮，「我想重新做樂隊。」

蘇宏亮驚訝地看着劉忻，頓了下，問「你想好了麼？哪有那麼簡單。」

劉忻堅決地回答，「我知道不簡單。」蘇宏亮知道劉忻的性格很軸，一旦決定什麼事，很難再被左右。他只是在最後問了劉忻那個問題，做樂隊和寫歌，到底是希望大家喜歡，希望成功，還是希望自己開心。

劉忻沒有回答。她思考了半年多，其間沒有再跟蘇宏亮提過樂隊的事。在過去的工作狀態中，劉忻養成了「過度思考」的習慣。她總希望同時顧慮很多事情。比如在舞台表演時，她的腦子裡要思考這句歌詞要怎樣表達，還要提前準備接下來的媒體提問；與此同時，她也不忘提醒燈光老師把台上所有燈打開，她要努力看清台下的每一位歌迷。「我很少有忘我的狀態。」

劉忻明白，做樂隊的人生會很辛苦。樂隊的經營、發歌都不能含糊，該投入的錢一點都不能省。沒有公司支持，劉忻不僅要親自負責所有事務，無疑還要把貼補家用剩下的錢全部投進來。若想長期維持，還有可能得出去打工，「那就開個店養唄。你想要自由，就要付出代價。」劉忻做好了最壞的心理準備，大不了就和成員一起邊工作邊養這個樂隊，把它當作彼此延續夢想的烏托邦。

劉忻一直在思考，人活在這個世界上，偶像藝人也好，樂隊主唱也好，這些身份都是標籤。當把所有東西拿掉，她最想做什麼？「我也對生活沒什麼太大要求。有三五個小夥伴能聚在一起，能經常看到歌迷，把父母接來北京。（除此之外）我的人生也沒什麼更想做的事情了。如果有，那就是樂隊。」

我想開心。這是劉忻的答案。做樂隊這件事對她足夠重要，捨棄什麼都可以接受。

劉忻曾在遺忘俱樂部的歌曲《Feed》中寫道， 「carve a big star with a rusty knife，have they ever seen that in their settled lives（用生鏽的刀刻一顆大大的星星，他們有生之年可能見過這樣的事情）」劉忻的音樂，在別人眼中仿佛一把生鏽的刀，似乎已經不具備攻擊能力了，但她從沒放棄過這件武器。「我依然要用它，很笨拙的，去刻一個大大的星星，而那顆星，就是我最初的夢想。」

新鮮問答

新京報記者 鄭新洽 攝

新京報：為了《樂隊的夏天2》放棄《乘風破浪的姐姐》是否猶豫過？劉忻：猶豫過，因為我有好幾個朋友都參加了節目。我很注重回憶這件事。我特別希望能跟朋友一起留下一些特別難忘的回憶，到了老的時候，想起我們一起曾經幹了什麼，你看你那時候多傻，你看我那時候多醜。我覺得特別好玩。但我還是希望做我最想做的事，這是我的選擇。新京報：《樂隊的夏天2》中，白舉綱所在的白日夢症候群，被專業樂評人質疑音樂不夠地下。作為和小白一樣選秀出身的藝人，你怎麼看待這個質疑？劉忻：我們不應該用這種視角去看待它。好的音樂，不應該像老中醫的藥櫃，把每一味藥分類放在不同抽屜里。現在的音樂會融合很多不同的元素。我們有時候根本沒辦法去說清它到底是哪一類，因為我們都會受到前人的影響，但，好的音樂就是好的音樂。 新京報：如果沒有參加選秀，一直做樂隊的話，你覺得會怎樣？劉忻：我曾經的這段經歷，成就了現在的我。比如我的吉他手亮子也去做音樂製作。我們曾經是隊友，然後分頭去進修。當我們再聚在一起的時候，我們的能量會比曾經大很多。做偶像藝人這麼多年，我也積累了很多經驗，包括創作、舞台表演、如何對待觀眾、如何用肢體表現音樂的內容和情緒。 新京報：比賽結束後，你有因為受到大量質疑而感到巨大的壓力麼？劉忻：曾經有壓力，但後來慢慢覺得，我自己都消化不了這種短暫時間內的巨大變化的話，其他人可能更難消化。我經過那一段時期後，比如你說我的作品，我的聲音，我的外貌，我的年齡，我都不在乎，因為這些東西是擺在這兒的事實。我不會因為你的一句話改變自己。但攻擊我的家人，我還是會受不了。新京報：從2011年《快樂女聲》比賽，到《樂隊的夏天2》，很多人都會拿你的年齡說事。年齡是你禁忌話題麼？劉忻：我覺得還挺厲害的，就是一個年齡都可以拿來當閃光點。我還真的是閃閃發光呢（笑）。我覺得無所謂，反正是事實。每個時刻都是最好的時刻。其實像《乘風破浪的姐姐》的立意我覺得就非常好。女孩子要更愛自己一點，要多給自己一些信心，不要認為年齡可以束縛自己，不要覺得我過了多少歲，就不能怎麼樣。我就是個挺好的例子。

新京報記者 張赫

編輯 田偲妮 校對 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