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林子人編輯 | 黃月1
日前，「女子網上控訴曾遭強姦後不得已與對方戀愛」事件以雙方和解告終。9月5日晚，當事人梁穎委託律師通過其微博發布聲明，稱羅冠軍沒有強姦自己，因雙方「沒有處理好分手事宜，才會在網上曝光冤枉羅冠軍」，向公眾和羅冠軍及其家人道歉。同一時間，羅通過其個人微博表示，「已放棄了所有刑事控告，民事名譽侵權訴訟正常進行。」
今年7月，梁穎在微博發布長文稱自己與男友羅冠軍第一次約會時在未經同意的情況下「被強姦」，並表示羅嫖娼、品行不端，在大學期間曾有「強姦」別人的經歷。一時間「羅冠軍」成為網絡熱詞，新浪微博話題閱讀量超13億。8月31日起，羅冠軍發多篇微博長文自辯。他稱自己「已經社會性死亡」，半年搬家三次，工作換了三個。他的陳述得到了許多網友的同情。隨着雙方和解，該事件如不少網友預料的那般出現了「反轉」。
作為旁觀者，我們或許永遠無法在法律層面確認事件真相了，然而我們也不應該將它輕鬆定性為一起「惡女誣告」的偶發事件，或將支持梁穎的網友簡單斥為「被帶了節奏」。微博網友@月神的豎琴 認為，許多人之所以會第一時間選擇相信梁穎，是出於一種樸素的正義感和直覺——一方面，女性遭遇強姦卻難以伸張正義的先例太多了；另一方面，女性很容易被蕩婦羞辱，講述自己面對的性別暴力時往往會面對更嚴苛的公眾審視，因此敢於曝光者必定有更過硬的理由。雖然就目前公開的信息來看，羅冠軍事件「子虛烏有」，但它喚起的「樸素的正義感和直覺」，以及它背後的焦慮和憤怒，依然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社會現象。
這種焦慮和憤怒源自一種難以在法律框架內獲得承認和懲戒的社會不公：熟人強姦（acquaitance rape）或約會強姦（date rape）。聯合國的一項數據顯示，80%的強姦都是熟人強姦，一般發生在男女雙方認識並開始約會時，由男方強行脅迫而成。然而在熟人關係的遮羞布下，強行脅迫與否的界線很難證明，學界和法律界因此都認為熟人強姦很難認定。與此同時，媒體人李思磐指出，異性戀文化中男女面對着截然不同的教化規訓，這讓兩性對性同意的理解存在較大偏差，加之性別不平等與性別暴力長期存在，女性的確更容易成為熟人強姦的受害者，更難以將自己遭受侵犯的委屈與傷痛訴諸法律或公義。
這提醒我們，有許多受害者是無法根據公認的規則識別出來的，但傾聽受害者的聲音依然重要。在下面這篇文章中，我們將通過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美國政治科學協會首位女性主席朱迪絲·N·施克萊（Judith N. Shklar，1928-1992）撰寫的《不正義的多重面孔》一書，闡釋為何我們無法僅僅依照既有的法律與倫理規則來判定某一行為是否不正義；為何只有將受害者的不正義感納入考量，我們才能真正理解不正義。
《不正義的多重面孔》[美]朱迪絲·N·施克萊 著 錢一棟 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4
正義與不正義，施害者與受害者：為什麼我們的注意力總在前者？
什麼樣的災難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的；什麼樣的災難是人為可控的、社會的？這個區別決定了我們將一場災難視作「不幸之事」還是「不正義之事」。施克萊開宗明義地指出，不幸與不正義的區別往往與人們的意願與能力有關，它取決於我們是站在受害者的立場採取行動，還是視若無睹掉頭走開。因此，不幸與不正義的分界其實是一個政治選擇的問題，不應將其視為理所當然的簡單規則。與之類似的是，公與私的分界也源自政治選擇，取決於意識形態、社會風俗和文化習慣，隨着歷史進程而不斷改變。以熟人強姦這樣一種原本被認為屬於私人領域的暴力形式為例，隨着性別平等運動的推進，它的合理性愈發遭人詬病，要求公權力介入的呼聲也愈來愈強烈。
通常而言，我們認為不正義之舉是那些違反了眾所周知的法律或倫理規則的行為，只有當受害者控訴的是那些受法律或規則明確禁止的行為，TA才算遭到了不正義的對待。而施克萊發現，任何常規正義模式（models of justice）都沒能對不正義做出充分說明，因為它們都默認了不正義和不幸之間有一條恆定、嚴格的界線——「這一信念會促使我們忽視消極不正義，忽視受害者對不正義的感受，最後還會忽視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的不正義所具有的豐富、複雜且持久的特質。」
在施克萊看來，迄今為止由法律機構維護的常規正義模式往往對不正義或其受害者的特質缺乏關注，忽視賦予不正義以力量的非理性、貪心、恐懼、冷漠、攻擊性和不平等。諷刺的是，一個社會中的法律機構運行得越流暢，公眾對不正義的體感就越強。這是因為，司法思維模式（judicial mindset）強調法律理性、公平和中立，依賴現行法律條款設定的邊界行事，這註定了它只盯着和它的社會目標有關的現象（即具有確定性的正義），而不會去關注不幸和不正義之間的那些曖昧地帶。
與不正義相比，人們更關注正義；與受害者相比，人們更關注施害者——這是常規正義模式的另一個奇妙悖論。施克萊梳理了西方思想史後發現，「相比不正義行為的受害者，人們似乎對侵犯他們的人更感興趣」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構成了西方人理解不正義的脈絡。
柏拉圖認為，被政治地位低於自己的人統治和屈服於自己那些低下的衝動，是兩種極為相似的不正義經驗，這樣的人是「真正的受害者」。亞里士多德雖然拒絕寬宥不正義者，但也對他們抱有同情——在他看來，真正理解不正義行為會傷害自己品格的人是不會作惡的，而在正道中迷失、人格受損的不正義者是真正悲慘的人。在基督教傳統中，基督徒不僅被教導要憐憫罪人，還要把自己視作罪人，追求永恆救贖。奧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告訴讀者，政治不正義的受害者（特別是奴隸）歸根到底沒有主人受到的傷害多，因為受害者擁有的物質財富很少，如果能堅韌地走完一生，死後就能上天堂；但他們的主人往生時失去的東西會更多，遭受的懲罰也更重。根據基督教的觀點，強大的人是真正的受害者，而最窮苦、最悲慘的人最有希望避免罪惡。
以現在的觀點來看，這種觀念無疑是反常識的，受害者所受的傷害怎麼可能會少於施害者？他們的訴求怎麼可以不被優先考慮？然而這又正是今日存在的弔詭現實。無論是在司法實踐還是在主流輿論中，施害者似乎都在以上述邏輯獲得更多的關注乃至同情。
2015年1月發生於斯坦福大學某兄弟會派對上的一起性侵案就是一個典型案例。施暴者布洛克·特納是斯坦福的大一新生，他在室外性侵一名因醉酒而失去意識的女生時，被兩名路過的瑞典男生抓了個現行。後續司法程序雖然過程漫長，但也終究確認了他所受的三項重罪指控成立——根據當地法律，他將面臨2年以上、14年以下監禁。然而從性侵案見報伊始，特納就在媒體描述中呈現出一副楚楚可憐的模樣：他才剛進一所美國頂級名校，是一個有望入選美國國家隊沖奧的游泳健將，有成為外科醫生的高尚志向……正是他的這些「光環」引起了法官阿倫·佩爾斯基的同情，將其量刑減輕至6個月監禁和緩刑（特納實際只需坐三個月牢）。
與之相對的是，受害者香奈兒·米勒（為了保護受害者隱私她曾化名埃米莉·多伊）需要一次次地面對創傷後應激障礙攪亂的平靜生活、司法程序的延期、法庭上細碎尖銳的質詢，特別是來自公眾的種種質疑：「一個大學畢業生去兄弟會做什麼？」「她為什麼要喝那麼多酒？」「她不是很享受嗎？」
「他只是個孩子，而非罪犯。他有成就，並不危險。失去一切的人是他。而我只是碰上了這種事的一個無名小卒，」在自傳《知曉我姓名》中，香奈兒·米勒這樣描述她在司法程序和社會輿論中感受到的巨大不公，「似乎一旦你順從地走進兄弟會的大門，所有的法律和規定就停止了，他們不被要求遵守規則，而對女性來說則有無數必須遵守的規則：蓋好你的飲料、緊跟着別人、不要穿短裙。他們的行為是不變的常量，而我們是被期待改變的變量。」
《知曉我姓名》[美]香奈兒·米勒 著 陳毓飛 譯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7
施克萊指出，施害者是最願意聲稱自己是受害者、認為不正義僅僅只是不幸的人——他們要麼宣稱是受害者主動招惹他們，誘其犯罪的（這一藉口在強姦案中極為常見），要麼指控是不正義的社會迫使他們做出了不正義的行為。而堅稱在一起災難中沒有不正義、只有不幸的人不只有施害者：
「他們是那樣一些人：害怕自己可能牽涉其中或應該被譴責，無論這種可能性是潛在的還是現實的。對他們來說，這是為了在未來出現類似事件時方便自保而採取的行動。一般來說，他們沒有理由將自己設想為受害者，或認為自己與受害者關係密切。通常情況下，他們希望找到理性的說明。」
然而當我們認同受害者的時候，我們很有可能會控訴不正義，認為僅僅只有理性的說明還不夠，無法接受「沒道理可講」的失望。事實上，我們每一個人或許都會在人生的某一個時刻是施害者，在另一個時刻是受害者。施克萊強調不能忽視受害者的這種不正義感，因為它事關現代社會人人平等的重要承諾——每個人的生活都很重要，每個人的權利感都必須得到認可，最不濟每個人都要有機會表達觀點。一邊倒地放大施害者的聲音，不僅是對「人人平等」這一承諾的踐踏，也是一種消極不正義——對身邊隨處可見的不正義視若無睹，同樣也是一種不正義。
重新思考正義：為什麼受害者的不正義感也很重要？
「生活，一個人的生活，是你的生活，你忘了還有我的生活。讓我來換個說法，我想告訴人們，一夜的酗酒可以毀掉兩個人的生活。你和我。你是因，而我是果。你把我拖過這個地獄，把我一次又一次拖回那個夜晚。你推倒了我們的雙塔，在你倒下的同時我也倒下了。如果你以為我倖免於難，毫髮無損，今天騎着馬走在夕陽下，而你卻遭受了最大的打擊，那你就大錯特錯了。沒有人是贏家，我們都遭受重創，試圖在這些痛苦中尋找意義。你的損失是實實在在的：失去頭銜、學位和入學資格。我受的傷害是內在的，看不見的，如影隨形的。你帶走了我的價值、我的隱私、我的精力、我的時間、我的安全、我的親密、我的信心、我自己的聲音，直到今天。」
2016年6月，香奈兒·米勒的受害者陳述全文在BuzzFeed發布後在美國引起強烈反響，這份聲明僅在BuzzFeed上就被閱讀了1800萬次。其後續影響包括加州州長簽署了兩項法案，規定針對那些因性侵失去意識者或者醉酒者而被定罪的人實施一項新的強制性監禁，並擴大加州對強姦範圍的認定；2018年6月5日，判決性侵案的法官阿倫·佩爾斯基被20萬加州人投票罷免。這是自1932年以來加州首次罷免法官，這是被人們的不正義感驅使推動的正義邊界的一次重新界定。
什麼是不正義感？施克萊對此的定義是，「它首先是一種特殊的憤怒，當得到允諾的利益被否決、沒能獲得自認為應得之物時，我們就會感受到這種憤怒。這是一種在他人已經使我們產生某些期待卻又讓這些期待落空時品嘗到的背叛。」
施克萊援引盧梭《愛彌兒》中的觀點指出，不正義感是生而為人具備的自然能力——當我們作為人的期待沒有得到滿足，要求被忽視，尊嚴感和一切情面都被輕慢、被鄙視和拒斥時，我們就會體會到由不正義帶來的剝奪、羞辱和冒犯。盧梭觀察到，當保姆為了使嬰兒不再啼哭而打他時，被激怒的嬰兒會拼命尖叫。在想象出來的學生愛彌兒身上，盧梭看到不正義感的自然流露，他認為正是在有了不正義的初體驗後，愛彌兒開始進入社會，學習社會運行和人類相處的法則，從而成為有智性和道德的人。最終，愛彌兒還有可能超越個人的不正義感，對他人受到的傷害產生共情，在政治中為自己和他人謀求彌合傷痛之道。
盧梭《愛彌兒》（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
「如果人們像盧梭那樣看待不正義感，認為它內在、自然地就是準確的（accurate），那就必須——至少在一開始——相信受害者的聲音，而非社會中的公職人員、被控訴的加害者以及那些推脫逃避的公民的說法。」施克萊認為，在社會不公是恆久常態的前提下，將注意力向受害者適當傾斜是糾正不公天平的一種重要方式，TA的主張或許沒有可獲得的證據作為依據，或許會被否定，但必須聽取推定受害者（the putative victim）的聲音——「這種聲音會被優先聽取，因為如果沒有受害者的聲音，我們不可能判定其遭受的是不正義還是不幸。」
值得注意的是，當受害者是女性時，不正義的表現形式會更複雜。早在16世紀，法國人文主義者蒙田對此有過一針見血的論述：「當女人拒絕這些世上通行的生活規則時，絕不該去責備她們，因為是男人在未經她們同意的情況下制定了這些規則。」然而拘於時代局限性，蒙田也認為女性的不正義感並不重要，至多只是一種麻煩，沒有顯著的社會意義。
女性因身份而被系統性剝奪不正義感的合法性，這種情況在很大程度上殘存至今——女性因其天生的性別身份而遭遇社會歧視，女性受害者被錯誤地指控過錯，然後遭到與此類指控相稱的對待。施克萊提醒我們注意，女性受害者更有可能被剝奪言說不正義的能力，一方面社會往往拒絕承認她們是受害者，另一方面她們自己也會因為恐懼、無助和許多其他微妙的原因，不想承認或公開自己的受害者身份，最極端者甚至會認同侵犯者，認為來自侵犯者的詆毀是自己罪有應得。然而她們的窘境不能僅僅歸結於其懦弱或卑劣，其中的政治意義更值得關注，比如女性的自由意志和身體自主權是否能被視作與男性同等重要，這些決定了正義邊界的未來走向。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值得慶幸的是，隨着性別平等運動的展開，意識形態和社會權力分配狀況正在改變，女性的不正義在世界的很多個角落都在得到官方認可。丹麥在這一方面樹立了一個很好的榜樣。9月1日，丹麥通過了反強暴新法，重新定義強姦罪。根據舊法，只有肇事者使用暴力、威脅或脅迫，或在受害者失去抵抗能力時強行發生性行為才被界定為強姦罪；新法規定，如果一方不同意發生性關係，即構成強姦，這一基本原則可用一句話簡單概括，「不就是不」（No is No）。
施克萊承認，即使我們每個人都抱有最大的善意改變社會不公，即使我們生活在一個最好的政治體制中，不正義的忿忿之聲也不可能完全消失。但重要的是，我們是否允許這些憤怒聲音的表達，是否承認「否認任何人的最低限度的人之尊嚴是錯誤且不公平的」。正如她所說：
「有多少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有多少不正義可以歸咎於人們的選擇和能動性？何時我們應該自由表達不正義感，何時必須把它藏在心底？什麼事情是運氣不好，什麼事情是不正義的？我們無法在一般層面或者說抽象層面劃出這樣一條分界線。不過，除非我們充分考慮受害者的觀點，足夠重視他們的聲音，否則我們作出的任何決定都將是不正義的。不這樣做不僅不公平，在政治上還很危險。」
參考資料：
【美】朱迪絲·N·施克萊.《不正義的多重面孔》.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美】香奈兒·米勒.《知曉我姓名》.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歷史性立法！丹麥修訂強姦罪定義，堅定捍衛女性平等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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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人強姦：一種被遮蔽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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