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發展格局下如何提升基礎研究能力

文/盛朝迅，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決策諮詢部戰略政策室主任、研究員；易宇，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投資經濟系博士研究生；韓愛華，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統計與數學學院教授

一、構建新發展格局對提升基礎研究能力提出新要求

構建新發展格局是我國應對百年變局、開拓發展新局的主動調整，也是暢通國內大循環、重塑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戰略選擇，關鍵在於貫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推動經濟活動在國內各個環節、產業、部門和區域之間的循環暢通與高效配置。其中，實現科技自立自強，以科技創新催生新發展動能，是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關鍵一招和必由之路。作為科技創新的源頭活水，基礎研究是實現科技自立自強和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最基本依託，對於改變傳統「模仿型」創新路徑、推動前沿基礎技術突破、促進科技與經濟的緊密結合均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1. 傳統的「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路徑受阻，呼喚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能力產生重大突破

毫無疑問，技術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是後發國家實現技術追趕的重要路徑，日、韓等國在經濟起飛過程中都存在大量技術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情況。我國在改革開放初期，也通過積極利用外資和引進技術，促進資本、技術和管理模式溢出，推動了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但是，近年來這種路徑在我國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已經明顯下降。一方面，這固然是受中美經貿摩擦導致的科技脫鈎和打壓等因素影響；另一方面，也和我國經濟發展階段轉變和技術升級的階段性特徵有關。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00年以來，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引進國外技術經費支出占全部研發支出的比重大幅下降，從2000年的69.44%下降至2017年的3.33%，2018年略微提高至3.77%，2019年又下降至3.35%（圖1）。由此表明，即使是在中美經貿摩擦發生前的2017年，我國規模以上企業從國外引進技術的比重已經非常低了，繼續依賴引進技術推動經濟增長的模式已經難以為繼。與此同時，我國引進技術消化再吸收的效率也不容樂觀。近年來，我國引進國外技術經費支出與對引進技術消化吸收的經費之比穩定在5∶1左右，而日、韓等國比例為1∶3甚至1∶5。換言之，同樣是花5元錢引進的技術，我國只花1元錢消化吸收，而日、韓則花15～25元消化吸收，我國重引進輕消化吸收的問題突出，導致引進技術對技術突破和經濟增長的效用衰減。

2. 推動「卡脖子」技術突破和「無人區」前沿探索，要求強化前瞻性原始創新

當前，我國面臨的很多「卡脖子」技術問題，從表象看是「卡」在某一具體的關鍵核心技術、產品或材料上，比如EDA軟件、半導體核心專利、CPU、GPU等技術和產品對外依存度達到90%以上，大分子藥物生產設備、高端（高精度）科學實驗儀器、分離系統耗材、核心菌種等生物醫藥核心技術對外依存度在70%以上，且高度依賴美國等少數國家，但從根子上看是基礎理論研究跟不上，源頭和底層的東西沒有搞清楚所造成的。與此同時，經過多年的發展，特別是自我國確立創新戰略「三步走」以來，科技創新體系不斷優化，取得一系列重大原創科技成果，天宮、蛟龍、天眼、悟空、墨子、大飛機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繼問世，「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成為現實，部分領域實現從跟跑到並跑、領跑的轉變，一些領域進入「無人區」，這對基礎研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由此可見，科技自立自強必須建立在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的深厚根基上，要把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能力建設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堅持「兩條腿走路」，既瞄準科技前沿的重大科學問題，更要從「卡脖子」問題清單和國家重大需求中提煉和找准基礎科學問題，以應用倒逼基礎研究，以基礎研究支撐應用，為關鍵核心技術突破提供知識和技術基礎。

3. 促進科技與經濟緊密結合要求強化基礎研究，增強科技創新的「根植性」

打造國內國際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相融合的創新發展雙循環格局，既要遵循科技發展規律，找准科技創新的發力點和制高點，還要尊重經濟運行規律，促進科技與經濟的緊密結合，實現全社會科技創新資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循環。當前，從創新投入看，我國已經穩居世界第二，研發投入占GDP比重達到2.4%，超過OECD國家平均水平，但科技與經濟結合不緊密問題仍較為突出，制約了創新驅動發展作用的發揮。特別是企業創新能力不強的問題較為突出，企業創新主體地位有待增強。2019年世界創新企業100強中我國只有3家入選，而美國、日本分別有39家和32家；代表性企業研發投入占全球比重為11.7%，美國、歐盟則分別為38%和25.3%。此外，2019年我國勞動生產率只有1.5萬美元/人，遠低於美國等發達經濟體，在技術轉移轉化率方面也存在很大差距。為此，需要把科技創新作為第一動力，強化基礎研究，增加源頭供給。這是實現科技自立自強和提升創新對經濟發展驅動作用的必然要求。因為只有擁有一批「從0到1」重大原創科研成果，才能形成一批具有較強控制力和反制力的戰略技術，才會催生一批對創新鏈具有控制力的領軍型企業，不斷降低關鍵技術對外依存度，更好發揮企業創新主體作用，提升企業創新能力，促進產學研深度融合。為此，要切實強化基礎研究，充分發揮科技創新引領作用和科技創新人才的支撐作用，鼓勵和支持各類企業創新平台建設，推動企業成為科技創新的主體。

二、我國基礎研究發展現狀的基本判斷

經過多年的發展，我國基礎研究投入明顯增加，基礎設施條件有了明顯的改善，基礎研究人才隊伍不斷壯大，基礎研究發展取得了顯著進步，成果不斷湧現，成為全球科技創新的一支重要力量。但與先發國家的水平相比，離構建新發展格局和實現科技自立自強的要求，仍存在不少差距。

（一）基礎研究投入大幅增加，總量位居全球前列，但與先發國家相比仍有較大差距

近年來，我國持續加大研發投入力度，2013年以來我國R&D經費總量一直穩居世界第二，與美國差距逐步縮小。R&D經費投入強度穩步增大，2020年達到2.40%，超過OECD國家平均水平。從基礎研究看，「十三五」時期，我國基礎研究投入增加1倍，從2015年的716.1億元增加到2020年的1504億元，基礎研究占全社會研發總經費的比重首次超過6%，但與發達國家15%～20%左右的比重相比，特別是與美國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以2018年為例，美國對基礎研究方面投入經費達到了864億美元，而我國基礎研究投入經費僅有142億美元，約為美國基礎研究經費投入總量的1/6。從基礎研究經費與GDP占比來看，美國近年來持續穩定在0.46%～0.51%之間，中國則在0.08%～0.12%之間波動，美國的占比大致為中國的5倍左右（圖2）；從發展趨勢看，2009年美國基礎研究經費與GDP之比是中國的6.61倍，2018年為3.95倍，表明中美基礎研究投入差距雖然有縮小的趨勢，但差距仍然較大。

圖2 中美基礎研究投入占GDP比重比較

此外，我國基礎研究投入結構不合理。我國在基礎研究領域的投入以國家財政資金為主，占比達90%，企業、公益基金、慈善捐助等社會力量對基礎研究的投入非常有限。而美國基礎研究的投入結構中，48%來自高校，28%來自企業，12%來自政府，12%來自社會資本。美國的社會組織非常注重對基礎研究的投入，如美國 ARCH風險投資公司只投資基礎研究的成果。因此，我國需要加大基礎研究投入的力度，改變投入不足、結構單一的狀況。

（二）基礎研究成果不斷湧現，但與構建新發展格局的要求相比仍有較大差距

近年來，我國基礎研究持續快速發展，在高溫超導體、拓撲物態領域、粒子物理與核物理研究、有機分子簇集和自由基化學、納米科技、人工合成生物學、非人靈長類模型與腦連接圖譜、基因組研究、數學機械化方法與辛幾何算法、深海深空深地等空間科學、量子通信與量子計算等基礎研究領域產生了一批標誌性成果。目前，我國學術影響力已經達到世界第二，部分學科的學術產出及學術影響力甚至已居於世界第一的水平。我國學術產出份額增速明顯，高引用論文占比也從20年前的0.2%攀升到如今的20%，增長明顯。根據科技部發布的《研究與試驗發展（R&D）活動統計分析》，我國研究專利和論文產出均取得了顯著的增長。2018年，我國各類科研機構專利申請文件總量已經達到6.1萬件，比上年同期增長9.1%；專利申請授權總數為3.7萬件，比上年同期增長4.0%；發表科技論文累計數量17.6萬篇，其中，國外科學博士論文數量5.8萬篇，比上年同期增長7.2%；科技類著作累計出版5722種，比上年同期增長4.8%。由此可見，專利所有權的轉讓已經成為科技成果進行轉化的一個重要方式。2018年，我國各類研究單位和機構的專利所有權轉讓及經營執照許可合同共達1959件，獲取收益9.9億元。

同時也要看到，我國基礎研究與世界先進水平相比還有一定的差距，整體還處於跟跑的階段，重大原始性創新成果很少。特別是在一些最尖端的原創科學思想、重大理論創新方面，很多研究仍處於跟跑模仿的階段，領跑的領域和頂尖科學家還太少。從高被引論文情況看，過去30年來，中國研究人員的人均SCI發文量從1991年的0.02篇增長到2017年的0.26篇，但仍僅為美國的1/2。2008年以來，中國發表的國際科技論文篇均被引次數為10.00次，在國際上排名16位，排名第一的瑞士則為20.99次，我國與之差距較大。從發明專利情況看，目前我國三方專利擁有量占全球比重僅為9.3%，而美國、歐盟和日本分別為22.3%、20.7%和32.6%。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國基礎研究成果與發達經濟體水平仍有較大差距，具有重大原創成果的顛覆性創新仍然偏少，具有引領性的原創觀點和理論成果仍不多見。

（三）基礎研究人才規模不斷壯大，但頂尖人才匱乏，培養和激勵機制落後

我國科研人力資源總量持續增長，數據顯示，我國R&D人員總量在2010年為255.5萬人，2019年達到480.1萬人，增長了87.91%。其中，從事基礎科學研究的技術人員為39.2萬人，比2015年的25.3萬人增加了13.9萬人，增長54.9%，占比從6.73%提升至8.16%，提高了1.43個百分點。

值得一提的是，我國基礎研究領域青年人才規模不斷壯大，新增院士平均年齡降至53歲，國家科技「三大獎」最年輕第一完成人年齡均已降至39歲以下，國家青年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國家優秀青年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和國家重點傑出青年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立項數量逐年攀升，科研人才隊伍中已經出現越來越多青年人才的身影。高學歷專業技術人員的比重也在不斷增加，博士學歷專業技術人員占比提升至10.3%，碩士學歷專業技術人員占比提升至21.5%。在2019年公布的「高被引科學家」榜單中，中國已經有2163位參選學者進入榜單，增幅高達287.6%。我國對全球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不斷增強，據《2017—2018年全球競爭報告》的相關數據分析顯示，各國對於優秀人才的國際吸引力綜合評價全球排行榜中，中國排在第23位，比2014—2015年上升了4個位次。隨着我國綜合國力的提高，留學生回國發展的步伐也隨之加快，對於海外留學生的市場吸引力也明顯上升。從2011年開始，我國海外留學歸來發展的人數占比已經超過半數，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回國發展。

然而，我國頂尖基礎研究人才匱乏的問題仍較為突出。這是由我國目前基礎研究人才選拔培養機制落後和基礎研究人才激勵機制落後所造成的。首先，我國基礎研究人才選拔培養機制落後。目前，我國研究生的選拔形式單一，能力考核不突出；研究生課程前沿性和交叉性不足，科研訓練學術含量低；部分學位論文質量不高。其次，基礎研究人才激勵機制落後。現行考核機制導致科研人員選擇短期能出成果的、風險小的、容易通過考核的研究方向，對基礎研究和原創性研究投入不夠。主要原因在於基礎研究周期長，不確定性大，短期難以取得明顯進展或突破。因此，需要改變用短時期內發表論文和專利數量來評價基礎研究人才的現狀。

（四）基礎研究設施與環境不斷改善，但基礎技術創新體系不夠完善

基礎研究設施與環境主要包括設施、平台和環境三個方面的內容。從設施看，現代科學的發展越來越依賴於現代儀器設備，規模龐大、能力超強的大科學裝置是獲取重大科學成果的關鍵手段之一。美國國家創新戰略號召建設21世紀的創新基礎設施，歐盟研究認為研究基礎設施是國內和國際合作研究和科學網絡的核心。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也把加快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建設作為提升創新基礎能力、建設科技強國和創新型國家的重要抓手。國務院發布了九部委組織、全國150多位專家參與制定的《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中長期規劃（2012—2030年）》，首次形成了指導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發展的國家路線圖。「十二五」和「十三五」時期，國家布局建設了26個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數接近此前建設總數，投資額是此前投資總額的4倍以上，目前在建和運行大設施數量接近50個。學科覆蓋範圍既包括粒子物理與核物理、天文學等傳統大科學領域，也包括地球系統與環境科學、生命科學等新興領域，並逐步形成了服務於學科前沿研究、國家經濟社會重大需求的服務功能體系，如上海張江的同步輻射光源重大科技基礎設施，每年可支持4000餘名科研人員開展1000餘項課題研究。

從平台看，我國以國家實驗室和國家重點實驗室為主體的戰略科技力量正在加速構建。其中，國家實驗室是黨中央親自謀劃、親自部署的重大科技事項。國家重點實驗室，是一個匯聚並培養科研人才、開展國內外重要學術交流以及國際合作、將基礎性科學研究和國際應用性科學研究有機結合的新型高水平教學科研技術基地，具有提供開放科研合作交流平台、產出重大科研成果的重要使命，對引領國家學科發展有着重要的現實價值。根據科技部發布的《國家重點實驗室年度報告（2018）》，目前我國正在規劃建設和投入運行的國家一級重點科學實驗室總數累計為254個，主要布局在著名高校和中國科學院，研究範圍涵蓋了工程物理科學、生物科學、信息科學等八個重點學科和若干重點領域。

從環境看，我國基礎研究支持力度不斷加大，但基礎技術創新體系仍不夠完善。企業對基礎研究重視不夠，在基礎研究方面的投入不足，對基礎研究能力提升的作用偏低。據統計，近10年中國基礎研究經費的投入來源中企業占比不足3%。根據科睿唯安發布的《2021年度全球百強創新機構》報告，中國大陸僅有4家企業入選，與日本、美國等30多家的水平差距顯著。

三、提升我國基礎研究能力的思路與建議

我國基礎研究存在的幾大問題，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認識不夠深入、重視程度不夠、投入不足的因素，也存在一些體制機制的制約，還受科研文化、學術環境等方面的影響。基礎研究是一切創新的源頭，在整個創新鏈中具有至關重要的地位，基礎研究所產生的底層架構和技術創新成果是很多產業發展的「命門」，也是我國建設創新強國的根基、邁向製造強國的基石。要改變我國關鍵核心技術受制於人的局面，就必須從基礎研究做起，再造系統完備、先進高效的基礎研究體系，大幅提升基礎研究的能力和國際競爭水平。

「十四五」時期提升我國基礎研究能力的總體思路是：堅持問題導向、研究真問題，堅持以人為本、激發新活力，堅持穩定支持、鼓勵持續探索，堅持創新管理、營造良好的基礎研究氛圍，加快形成強化基礎研究的原創導向，推動全社會更多關注支持基礎領域研發，努力取得更多重大原創性成果，為世界科技強國和現代化國家建設提供堅實支撐。為此，需要進一步完善科技創新體制，特別是原始創新領域改革，推動重點領域項目、基地、企業、人才、資金一體化配置，健全知識產權運用體制，積極促進基礎研究領域科技合作與開放。

（一）重構基礎研究體系

進一步提升我國基礎研究成果質量，需要着眼長遠，強化國家戰略對我國新發展格局構建的科研體系的引導和支持作用，進一步優化基礎研究的學科門類、項目設定和空間布局。一是完善學科布局。堅持基礎研究和教育聯動發展，從學科布局方面更多考慮基礎研究和交叉學科人才培養，加大對數學、物理、地理、化學等基礎學科人才培養的支持力度，支持有條件的高校設立新興交叉學科，聚焦未來可能產生變革性技術的基礎科學領域，強化重大原創性研究和前沿交叉研究，推動基礎研究學科門類設置更加優化。二是以國家戰略為導向，推進基礎研究體系進一步整合優化。加快構建以國家實驗室、國家重點實驗室等為重點的國家戰略科技力量體系，形成以重大問題為牽引，跨領域跨學科多部門多主體協同研究的穩定機制。一方面，構建以國家實驗室為引領的戰略科技力量，以國家目標和戰略需求為導向，瞄準國際科技前沿，布局一批體量更大、學科交叉融合、綜合集成的實體國家實驗室。另一方面，按照專業化原則對現有國家重點實驗室、國家工程實驗室、國家工程研究中心、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製造業創新中心等進行重組，強化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分工，明確高校（基礎研究）、科研機構（關鍵共性技術研發）和企業（應用技術開發）等各類創新主體在創新鏈不同環節的功能定位，建立各歸其位、定位清晰、分工明確、協同有力的現代創新體系。三是改革基礎研究項目設立模式。選聘海內外權威科學家設立基礎研究高層次戰略專家委員會，按照「四個面向」的要求，專門負責提出前沿研究方向和課題、遴選科研項目。四是推動關鍵領域基礎技術突破。立足現有基礎優勢，結合發展需要，推進重點基礎領域攻關。更加重視凝練解決生產實踐中的科學問題，引導更多的科學家開展目標導向的應用基礎研究，加快在關係國家戰略實施、先進制造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關鍵基礎研究領域取得突破。五是聚焦國家區域發展戰略，構建各具特色的區域基礎研究發展格局。落實長三角一體化、京津冀協同發展、粵港澳大灣區等國家區域發展戰略部署，加強上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建設，提升北京懷柔、上海張江、合肥、深圳等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水平，充分發揮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國家高新區作用，加快構建跨區域創新網絡，建設原始創新高地。

（二）構建多元化基礎研究投入機制

當前，我國基礎研究投入比例逐年提高，但是與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不相匹配，更與建設科技強國及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目標存在較大差距。借鑑發達國家經驗，我國應實施基礎研究經費倍增計劃，將基礎研究投入占比從目前的6%左右提高到10%～15%的水平。為此，一是加大政府投入。繼續發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支持源頭創新的重要作用，從支持「項目」向支持「人」轉變，鼓勵聚焦基礎學科和前沿探索，設立一批由頂尖科學家和青年拔尖人才自設選題的長期研究項目，培養領先科技人才和創新團隊。堅持「廣撒網」「多栽苗」、持續穩定支持的原則，為原創項目開闢單獨渠道，加大對腦機接口、納米科學、合成生物學、氣候變化及應對、綠色低碳、深海空天等重點領域的支持，鼓勵一些「奇思妙想」和短期沒有經濟價值的研究，開展一些拓展人類知識邊界的前沿研究。二是鼓勵企業加大基礎研究的投入。從美、德等國的經驗看，企業在基礎研究中的作用不可忽視。貝爾實驗室更是通訊領域重大發明的誕生地和諾獎獲得者的搖籃。我國要更加強調企業在創新領域的主體地位，支持發展以市場為導向、與企業生產需求相結合的基礎研究體系。不斷拓寬基礎研究投入渠道，增加企業和社會資本的投入。建議採取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等方式，鼓勵企業加大基礎研究投入。通過科技賦能中小微企業，形成創新的主要源頭，增強企業技術能力，提升其在創新發展中的主要動能。三是支持社會各界加大基礎研究投入。鼓勵社會各界以捐贈的方式加大對基礎研究的投入，建立公益基金，為基礎研究提供經費支持。

（三）強化基礎研究人才培養

人才是基礎研究能力提升的關鍵。「十四五」時期要加大體制機制創新力度，充分賦予科研人員和科研機構在研究選題、技術路線等方面的決策權，激發人才創新活力，造就一批能夠心無旁騖、長期穩定地深耕基礎理論的科研隊伍，打造一批聚焦專業領域的頂尖基礎研究人才和團隊。一是發揮高校和科研院所基礎研究人才培養主陣地作用。高校和科研院所是我國基礎研究的主體，也是基礎研究人才培養的基地，要把基礎理論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培養具有多學科交叉背景的綜合性人才，以適應新時代基礎研究創新的要求。注重教學和科研、教學和產業融合發展，促進人才培養與科技創新融為一體，着力培育出一批具有國際水平的青年科技人才和創新團隊。同時，實行「揭榜掛帥」「賽馬」等制度，完善並優化科技評價機制，激發人才創新活力。二是發揮企業和新型研究機構在基礎研究人才培育中的作用。充分發揮企業主體作用，支持企業設立國內研究所、國外研究中心和全球創新中心等研究機構，組建研究團隊，加大基礎研究投入，提升企業在基礎研究人才培養方面的作用。鼓勵企業和高校、科研機構合作，讓企業研究人員和高校科研人員共同承擔科學研究項目，在突破核心技術的原始創新上共同努力。支持企業參與國家重大科技項目，在國家重大科技計劃、項目評審、科技評獎等方面對企業予以傾斜。三是建立符合基礎研究特色的績效評價體系。探索代表作或重磅成果評價制度，構建與基礎研究規律相符合的績效評價體系，促進相關政府機構、研發主體、科研人員着眼長遠、久久為功。落實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的分配政策，增加對「人」的支持，改變過去科技評價中「重物輕人」的傾向。對於一些國際同行評議有重大發展潛力的國內青年科學家，要給予長期持續穩定的支持。

（四）優化基礎研究設施條件和環境

基礎研究需要營造良好的生態環境、良好的社會氛圍和文化、有力的組織領導和政策支撐、先進開放的基礎設施和平台，以增強基礎研究的吸引力。一是強化基礎科研基礎設施建設。按照設施先行的思路，以公共性、通用性、開放共享為基本特徵，聚焦重點領域技術研發和產業化需求，加強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建設，為基礎科學前沿領域取得重大進展提供必要條件，為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大科技問題提供有力支撐。二是推動科技資源開放共享。不斷優化基礎研究的科技環境，完善科研基礎設施與大型科研儀器共享機制，以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加快科研管理信息化建設，提高數字化服務水平，實現科研資源和數據的高質量開放共享。三是營造讓基礎研究成果迸發的環境。厚植全社會重視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的文化，加強基礎科學在民眾中的傳播，進一步優化支持基礎研究的社會文化與輿論環境，形成有利於基礎科研人員沉心靜氣做研究和寬容失敗的氛圍。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加強科研誠信建設，大幅提高違反知識產權法律法規和學術道德規範的成本，充分保護創新主體利益。加大對重磅基礎研究成果的激勵力度，為天才之火澆上利益的燃油，形成有利於基礎科研的分配導向。加強相關理論和技術的標準化研究，擴大我國基礎研究領域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

（五）加強基礎研究領域國際合作

基礎研究投入大、周期長、經濟效益不明顯、外部性強等特徵表明，基礎研究需要國際廣泛參與合作才能達到效益最大化。因此，要加強基礎研究領域國際合作。一是積極參與或發起國際大科學計劃和大科學工程。一方面，繼續參與國際大科學計劃和大科學工程，通過派遣頂尖科學家和人才團隊，深度參與國際大科學計劃運行管理，提升我國參與國際大科學計劃的能力，讓國際大科學計劃中出現更多的中國身影。另一方面，立足我國實際，主動發起組織國際大科學計劃和大科學工程，讓國際大科學計劃中出現更多的中國聲音、中國方案。二是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研究合作。以合作共建「一帶一路」為契機，實施沿線國家科技創新聯合行動計劃，建立國際基礎研究合作平台，推動沿線國家基礎研究合作交流。三是探索國際基礎研究與科技創新合作新模式。在互利共贏的基礎上積極推動企業、高校、研究機構等各個創新主體開展國際科技合作，組織實施國際科技創新合作重點專項，提升對國際高端人才來華研究、定居或開展聯合研究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