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文學科走向蕭條，是時候重估「無用之用」了

無論是在過去還是現在，關於人文學科的無用之論都無處不在。在我們熟悉的網絡社會中，連「學文科，自作孽」這一說法也曾受過追捧。

如果我們往前追溯，或許會發現，在近代科學和技術的崛起過程中就已經孕育着人文學科將必然衰落的知識結構，而在過去十幾年，包括哲學、語言等專業在內的人文學科逐步遭遇了全球性危機。這在美國知識界和高校尤其突出。當然，人們往往將這一現象歸因於經費的削減。在此情況下，即便人文學科的支持者、同情者為其辯護，說它是「無用之用」「自由而無用」，其實也無奈地接受了無用之說，只不過是以自嘲的口吻。

而在對人文學科的諸多否定中，無用之論也只是其中之一罷了。還有觀點認為人文學科不僅無用，而且總是說風涼話，在製造一堆又一堆的麻煩，這在美國社會表現為一種反智主義。比如，曾經參加過美國總統競選的里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解釋自己就讀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時成績為何那麼差，原因是老師們都是人文學科左翼人士，基於政治觀點而給了他可憐的分數作為懲罰。反智主義觀點並不在乎知識背後的意識形態，無關於左翼或右翼、激進或保守，它只是無法接受帶有挑戰性、懷疑性的思考。

當然，更激進的科學主義同樣在否定人文學科的價值。數據和技術使他們傲慢地以為，高科技、新技術才是人類知識的創新，並且能創造更美好的未來，而人文學科則是阻礙他們創新的因素，是一種麻煩，譬如人文學科對人的隱私、尊嚴和意義的強調在他們看來就是不合時宜的。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生於1956年，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修辭與比較文學系教授。《身體之重》《性別麻煩》等著作已出版中譯本。

人文學科的捍衛者從不同角度反駁着以上觀點，在他們之中就包括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她被認為是當代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也是「在現代政治理論中最有影響力的聲音之一」——當然其晦澀的文字也受到不少爭議。巴特勒認為人文學科及其教育是向我們指出「如何去思考，去對待語言和形象，去閱讀，去製造意義，去干預，去抽離，去設置評價標準，甚而使世界煥然一新」，這在她看來都是一些自明之物，是人們不必挑明就彼此理解的，所以也無需被捍衛。她巧妙地以卡夫卡的小說、日記來解釋何為自明之物，並在此基礎上重估人文學科的價值。

巴特勒受邀在一場關於人文學科與公共生活的論壇上表達了這一觀點，後收錄在《人文學科與公共生活》，在該書中譯本出版之際，我們摘編其主要內容，思考人文學科究竟能為我們所生活的社會帶去什麼。

以下內容經譯林出版社授權節選自《人文學科與公共生活》一書，內容為巴特勒論人文學科，摘編有刪減，標題為摘編者所起。

原文作者｜[美]朱迪斯·巴特勒

摘編｜羅東

《人文學科與公共生活》，[美]彼得·布魯克斯、希拉里·傑維特 編著，余婉卉 譯，譯林出版社，2022年5月。

人文學科與公共生活的必然聯繫

我曾反覆思索，如何最好地開啟這篇關於公共領域中的人文學科的文章，因為這些術語太寬泛：人文學科、公共領域，或者更確切地說，公共生活。不過，這樁任務的意旨相當明確：我們要在兩者之間建立聯繫，或者就如何展現這種聯繫提供一些指導。

我們之所以被要求這麼做，原因之一是這種聯繫已變得不確定。對此邀請，我的第一反應肯定是直接宣布這種聯繫是清晰無疑的。然而，我們還是應該辨析清楚，這個所謂的公共領域裡正在發生什麼，以便建構事件及其意義，估量我們思想的動向，甚而在必要的時候勾畫出參與模式（modes of engagement）。如果沒有解讀文本和圖像的能力，如果不能理解我們的世界是如何形成的，如果不能思考我們希望我們的世界呈現什麼樣的形式，並為我們所選擇的那些形式提供理由，那麼上述構想能夠實現嗎？

似乎，所有這些公共參與的基本形式都需要一種能貫通閱讀、歷史、文化、傳媒、哲學和辯論的教育。當然，批判性思考是思想的進一步操作，包括不把何為公共領域視為理所當然。但無論如何，這個領域沒有永久不變的邊界，而它確實具有的邊界巧妙地部分排除了那些應該保持非公共、受遮掩或私人化的東西。我們還應該有能力估量我們所踏入的這片公共領域有何變化。

電影《馬丁·伊登》（Martin Eden 2019）劇照。

如果我們不僅要將自己理解為既有公共領域的參與者，還自視為「公共」概念的積極建構者，那麼關乎意義之理解的教育就是必要的。我們得既包容又批判性地看待那些在公共生活的各種習語中應該被了解、聽聞、看見和辯論的東西，不論它們是口頭的還是書面的，視覺的還是聽覺的，實體的還是觸覺的、演示性的。

當關乎何者可被談論（可聽可說的）、何者可被展現（視覺和演示性的）、何者可被觸及或接近（流動的前提）的領域被諸多約束性的權力所局限時，這種削弱就產生了。其中的關鍵不在於有完全的自由去聽、說，去展示一切，或去任意遷移，而更多地是可以自由評估施加於感官的那些微妙的限制，去追溯它們的來龍去脈和空間結構，批判性地評價世界是如何被組織起來的，以及如何可以被組織得更好。

而展示對於公共生活的投入，從一開始就密切關乎人文教育，它向我們指出如何去思考，去對待語言和形象，去閱讀，去製造意義，去干預，去抽離，去設置評價標準，甚而使世界煥然一新。對教育者來說，這些問題如此根本，以至於我發現自己在其中裹足不前。不得不問，是什麼情況讓言說和被傾聽變得日益困難？我認為的自明之物，與新的價值評估機制之間出現了代溝，這種新機制竟要一再強調那些自明之物。的確，有時我發現自己很是疑心，因為我誤以為這些活動的公共價值是如此自明，以至於它們幾乎不需要被捍衛。

不受待見的人文學科

電視劇《圍城》（1990）劇照。

我相信我們都知道這個危機的基本指征，儘管我們可能對其具體表現和產生情態各有己見。投向人文和藝術學科的公共資金正遭到削減，法文、意大利文、俄文、戲劇、古典學、哲學等專業已被收縮，在英國和美國甚至出現整個語言系被驟然併入另一個系的情形，毫不顧及學術層面。嘲諷有時還直接地公開指向整個知識領域，包括民族研究和種族批判（這兩者在亞利桑那州都被宣布為非法），而且這些活動的公共價值迅速變得不太順理成章。

我甚至不想逐一列出那些我們需要擔憂的事物，因為我假定你們都已知曉。但是，不只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分校的法文系、英國米德爾塞克斯大學的哲學系被高調關閉，美國有諸多大學已裁掉了德文、拉丁文、意大利文和法文系。據估計，2010年有54個語言項目處於絕境。許多以前每年招收10至12名學生的研究生項目，如今已壓縮到每年2名甚至為零。歷史系也舉步維艱，這一點從研究生教育和就業情況中一目了然。《高等教育紀事報》（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告訴我們，非洲史教職需求2010年下降了62%。拉丁美洲史也大幅下跌了43%。往年需求最大的方向是歐洲和美國史，可即便是它們，也分別下降了34%和28%。

有人也許會說，「這不過是因為預算危機」，要麼斥之以「愚蠢」，要麼暗地裡任其發展。這種情況仍在延續。不過，如我們所知，削減預算或增加開支都需要決策過程，而決策必然取決於更寬廣的價值理念。它要提供解釋，說明哪些項目疑點叢生，哪些項目缺乏有說服力的立項依據，需要削減。因此，如果人文和藝術學科的損毀是巨大的，正如目前所見，那麼問題來了：是何種價值觀使得管理者傾向於決策哪裡要削減以及削減什麼？如果對人文學科的懷疑（它往往不是一種單純的懷疑）造成了這類決策，那麼人們該如何辯駁？

電影《維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1993）劇照。

就此話題，我讀過一篇文章，它問道：「我們如何拯救已死之物？」在它的作者看來，人文學科的命運受制於大學的命運，我們不如把精力轉向拯救大學。確實，我無法否認這項任務會緊隨一系列重大改觀，但我們仍要聚焦於人文學科的關鍵使命，藉此才能開始重新思索大學自身的任務。迫在眉睫的是，要理解關於生死存亡的話題是如何發生的，理解對於一個世界已然消逝的宣告。為此，我們必須思索新的價值衡量標準，也必須考量目前文化之戰的具體形式。

雖然里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早在2012年就宣布退出總統競選，但其言論顯然縈繞不散，引起持續共鳴。它們取悅並陶醉于欣欣向榮的反智主義。他解釋自己就讀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時成績為何那麼差，原因是老師們都是左翼人士，基於他的政治觀點而給了他可憐的分數作為懲罰。桑托勒姆和那些被敏感心煽動的人，往往將智識的追求與其自身的意識形態性混為一談，意識形態在此指涉一種固執而強制性的政治目標、觀點或框架，而非經過反覆思索、充分驗證的論題。他把文理學院和大學比作使學生從信仰轉向世俗主義的「教義碾碎機」，就是一個明證。

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Anti-Intellectualism American Life》是研究反智主義的經典之作。圖為2021年國內出版的多個中譯版。

因為我們正在簡單地列出清單，所以我打算引入亞利桑那州出於教育目的而頒布的對80多部小說和其他書籍的禁令，包括馬特·德拉培尼亞（Matt de la Pea）的《墨西哥白人男孩》（Mexican White Boy），因為它含有「種族批判理論」，不免會被讀解為「宣揚種族仇恨」。這種論見將文學作品（包括桑德拉·希斯內羅絲所寫的）貶低為政治觀點的想象性敘事，表明持論者並不真正了解敘事的聲音或角色，他們不想費心於文類和形式等基本問題，他們以為文學敘事就是教條的轉錄。意識形態在這些案例中的主導地位，再次伴隨着一種惡意的反智主義。

「自明之物」的消逝

實際上，令人困惑的事情之一是那些無視人文學科價值的人常顯得像創新者，趨時而進，與大學裡的頑固和封閉勢力鬥爭。在高等教育的公共機構中引入新衡量標準的人，往往擁戴新的增收計劃，假定它會拯救大學；他們還捍衛在線教育，堅稱詩歌課在網上教和在現場討論沒什麼區別。在座有人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反對在線教育，指出集體閱讀和直接面向文本、共同研讀字裡行間以及引導討論的重要性，這時我們發現自己被貼上了保守派和「感傷主義」的標籤。

結果，我時而覺得自己像個瘋狂的左翼，時而覺得像保守派，我發現自己抗拒這種「新」，我看到這種提法正在慢慢壟斷一些話語，諸如「創新性的方案」中的「創新性」，甚至「未來」等詞。我發現自己想要避開一種損失，它對我來說如此沉重，無法承受。我有時甚至想，也許我足夠幸運，能夠在見到人文學科被徹底毀滅之前便離開人世。我擔憂地注意到，有人想要放棄給藝術的資助，因為它們如同「奢侈品」，或放棄人文科學，因為它們是左翼的避風港，或者是明顯無用的。

我以為是共識的東西似乎變得越來越難以理解。自明之物應該是，我們只用指向它就會想起它的地位。那麼，當我們觀念中的自明之物變得費解時，或者當那些曾被認為過於費解的想法慢慢被視作顯而易見時，發生了什麼？震驚或憤怒是不夠的，因為它們不會轉化為一種方法來重建不同的現實感，來對自明之物提出不同的宣示。

「日常，不敢相信」

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年10月16日-1990年10月23日），哲學家。

路易·阿爾都塞曾致力於解釋某些事物，比如「自明」的意識形態化的表層，並花時間力求洞悉自明如何得以建構等問題。對阿爾都塞而言，自明性即我們「不會認不出來」之物。他告訴我們，我們有朋友，朋友敲門，而當我們問「誰在那兒」，他們答覆「是我」，在這一交流的時刻，我們就將此人認作我們所認識的那個朋友。經過思考，我們明白，當有人問「誰在那兒」，所有的「我」都會說「是我」，因此當時呼叫或敲門的人所說的「我」可能是任何人。雖然我的回應具有非單一性，這個特有的我有時卻是可識別的：「哦，是你。」這發生在作者和讀者之間，也發生在言者和聽者之間。

且以卡夫卡的小說《記一次戰鬥》為例。他1904年開始寫這個故事，五年後寫完。可以說，在他寫作時所處的世界或氣候中，某種自明的現實正在消逝，或者說它們插曲式的再臨已足以令人詫異。

卡夫卡（Franz Kafka，1883年7月3日—1924年6月3日），作家，被稱為現代主義文學的先驅。本職為保險業職員。

此則故事中有個場景，兩個人在教堂里相遇，但他倆都無法站好或輕鬆地保持平衡。一個人動腳形同移動假肢，而他並沒有裝假肢。另一個人力圖保持平衡，而他的方式只會產生不平衡。他們笨拙地撲向對方，試圖交流卻徒勞。一個人難以置信地向後傾斜，另一個在旁邊弓着腰往前倒，其姿態既有着隱約的性感，又顯出徹底的不適。

第一人稱的敘述者解說道，他已無法挺直身子走路，那種正常的步態逃離了他。他問，「如同影子，我沿房子邊緣跳躍，有時還消失在陳列櫥窗的玻璃中，我難道不該對此表示極端不滿嗎？」他接着說，「我過的是什麼日子啊！為什麼所有房子都蓋得這麼糟，以致有時高樓大廈也會倒塌，而人們從房子的外表卻找不出一條倒塌的原因。於是我爬到瓦礫堆上問每一個我見到的人：『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在我們的城市——這還是一所新房子——這已經是今天第幾所倒塌的房子了——您想想。』沒有一個人能回答我的問題」。所以，應該被豎立和建造的東西正以驚人的速度消解，隨之而來的世界不具備時間和空間上的協調感，或者說不再具有，抑或從未具有。

接下來描述的是日常生活開始跑偏，其中最自明之物似乎變得最為隱晦。敘述者繼續說，「街上常有人一倒不起，就那麼死了。這時所有的商鋪就會打開他們掛滿了貨品的店門，敏捷地跑過來，把死者拖到一所房子裡，然後嘴上眼裡帶着笑意走出來，扯開了閒話：『您好——天真是灰暗——我賣出去很多方巾——是呀，打仗了。』我快步走進樓房，好幾次我膽怯地抬起手，彎曲着一個指頭，最後敲了敲住房勤雜工的小窗戶：『親愛的，』我友好地說，『有個死人被拖到這兒來了。』」作為敘述者的「我」企圖冒充秘密警察，卻沒能打動勤雜工，過了一會兒，他答道：「『這裡沒有死人。可能在隔壁。』我戴上帽子走了。」

在此之後，這副身體開始散架，完全失重。狂風起，敘述者抬頭看到教堂，「圓柱上聖母瑪利亞的斗篷被吹得鼓鼓的，狂風要把它撕裂。這些難道沒人看見嗎？本該走在石子路上的女士先生們在風中飄懸。風稍停，他們便站住，彼此說上幾句話，點頭告辭，可風要是又吹起來，他們也抵擋不住，於是大家便都同時抬起自己的腳」。

電影《卡夫卡》（Kafka 1991）劇照。

然後在一個莫名其妙的轉場中，聽者回應，將我們帶回到我們在意的自明之物的消逝感中。他回憶起他倆此前交流的某個時刻，當時敘述者問，「為什麼我身邊的東西就像落下的雪一樣湮沒，而對其他人來說即使是桌上的一個小酒杯也穩如雕像？」接着，「所以，您不相信這會發生在其他人身上？您真的不相信？那麼，您聽着。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一次午間小睡後，我睜開眼，還沒完全醒過盹來時，聽見我的母親從陽台上用很自然的聲調向下邊問道：『您幹什麼呢，我的親愛的？真熱！』一位婦人從花園那邊回答說：『我，在花園裡飲茶。』她們想也沒想就這麼說了，而且說得也不是很明確，好像那個婦人就等着這個問題，我的母親就等着這個回答似的」。

「我，在花園裡飲茶」——在這個回答中，這個婦人僅僅是指她正在幹什麼，並向某個聽者提供這一信息，這顯然造成了一種自明感，無疑類似於「誰在那兒？」「是我。」然而這一交流是在另一番交談中引入的，在那場新的交談中，舊的對話引起了驚訝和疑問。後來，描述完建築物倒塌、商店裡的死屍被拖動而店家卻否認有屍體之後，這個在花園裡飲茶的小故事又被回想起。

電影《卡夫卡》（Kafka1991）劇照。

整場交流的結尾處，那個敘述母親和婦人在花園裡感到非常愜意的人，突然進入完全日常的話語，談論起另一個人的領帶，說他衣着多麼漂亮，仿佛兩人正獻身於日常。恰似那些人迅速忘記街上有死屍，即刻沉浸在關於天氣的寒暄中，這位敘述者投入到閒聊和恭維的日常話語裡。儘管這個故事寫於1904年，比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早十年，卡夫卡極有預見性地記敘了那些難以言喻的事件。1914年8月2日，他在日記中寫道：「德國向俄國宣戰—下午，上游泳課。」

突然求助於日常和自明，某些問題會因此得到解決嗎，抑或某些問題只是被掩飾？那一段故事的最後一行如是說：「當供認被撤銷時，這種供認才是最易於理解的。」這一句充滿悖謬，但也許並不令人困惑。畢竟，可理解之物不一定就是日常的交流、禮貌用語、日常恭維；它們掩飾、緩和了一種感覺—世界正在喪失穩定性，被迫湮沒。將屍體吹到空中、打斷談話、暴屍於街、釋放恐懼的風，大概可以理解為卡夫卡筆下人物活動和生活其間的自明之物的特有氣候。當行人被吹離人行道，他們緊緊抓住自己的帽子，而「他們卻都眉開眼笑，絲毫沒有人覺得這天氣有什麼不對勁兒」。這一段的結尾是，「只有我感到害怕」。

學術評價指標的傲慢

我早前注意到，我們可以指出新興評價指標與人文學科特有的價值衡量機制之間存在縫隙，但這還不足以糾正我們的行動或改造世界。

卡夫卡作品所揭示的那個自明之物中的裂縫，創造了一種道德的可能性。那些正變得日常的東西與它所掩蓋和傳達的毀滅性目標之間存在縫隙，暴露它，讀者便得以進入道德的反思和警醒。就阿爾都塞而言，意識形態似乎意味着日常生活的有效運行，亦即當我敲門，這個「我」便會被識別—也就是說，誰在幹什麼這一簡單的舉動，被另一個人接收並理解。是我，在敲門。是的，你，很高興又見到你。我，在花園裡飲茶。此處有個我可以在上面安心休息的平台，有飲茶的簡單舉動，有能力指涉自身，對你說我正在做什麼。重力、世界、食物以及溝通，這種種因素的基礎對這些簡短的插曲來說是完好無缺的。

動畫短片《弗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 1992）畫面。

卡夫卡的小說也在質詢這樣一種境況，即世界的牢固性和交流的可能性已經流失或正在溜走。卡夫卡的文本傾向於以中立、觀察性的敘述聲音來轉述事件。當震怒、毀滅和苦難的場景通過這種敘述聲音來播放時，呈現模式與被呈現之物間的裂縫就打開了；讀者不僅看到了震怒，還感覺到輕鬆，藉此，震怒被規整化和掩飾了。裂縫出現在自明的話語中，顯示出這些聲音和話語模式以其隱晦的工作方式掩飾了恐慌和難以接受的毀滅和損失。

這種敘述聲音實際上既掩飾了這些震怒，同時也讓我們站在一定的距離之外去反思、評價這些事件的情態。通過中立、和悅的話語掩飾災難，令人難以置信，甚至是不敢相信，它誘導出懷疑，超越了固有的句法：不敢相信的日常（ordinary incredulous）。這樣的寫作使我們沉浸於製造和撤銷世界的過程中，而這並不是說，世界是經由寫作而製造的。

可能有人不禁要說，我們必須集結力量去捍衛自明。阿蘭·巴迪歐（Alain Badiou）就是這樣做的，他引用華萊士·史蒂文斯的詩《人背物》（Man Carrying Thing）：「直到明媚的清晰肅立在冷凍中。」我相信史蒂文斯的這行詩不會沒有反諷意味，但我能看出為什麼那些希望刪減柏拉圖的人會像巴迪歐這樣來讀它。

我的觀點是，卡夫卡可以和阿爾都塞一起讀，自明及其拆解發生在閱讀和寫作中，在各種交流模式中，視覺的、口頭的、觸覺的，我們彼此相系。重新思考卡夫卡語境中的意識形態問題，我們或許可以從問這些問題入手：那些關乎言說和傾聽、閱讀和寫作、展示和看見的基本命題是否已被消解，成為難以壓制的驚懼，提醒我們什麼已被毀滅，什麼快要被毀滅，以及保存和復活最有價值的東西意味着什麼。

「內在價值」的闡釋

在本文的最後，讓我來考量一些用以捍衛人文學科並闡發我認為我們面臨的道德任務的突出形式，在我看來，這一道德任務不可脫離於批判，以及那些或許可以恰切地稱為「對抗湮沒」的東西。我不是說我們需要錘鍊批判、拆解的技藝，而是希求將我們的批判實踐與道德思考相連，思考那些迫使我們為之鬥爭的文化的活力和破壞力，因為它們關係到什麼有價值、價值應該是什麼等公共問題。

在過去幾年裡，我聽說並閱讀了幾種關於如何最好地捍衛人文學科的論見。羅列如下：人文學科有其內在價值（intrinsic value）；人文學科無用，這就是其價值；人文學科提供了幾種技能的發展，這些技能關乎經濟活力；人文學科提供了某些讀寫技能，身為公民不可或缺；最後，人文學科可以為那些遵循當代價值標準的價值提供批判性的視角，而人文學科自身正被這種價值標準削弱或毀滅。

我有些同事宣稱，必須承認人文學科，因其具有「內在價值」。當然，問題在於，其他人並不承認這種內在價值——就此，必須闡明內在價值。如果它必須被闡明，就必須使用那些人所承認的語言和詞彙，方能使他們信服此價值。而這種語言，越來越不能承認，或是很難承認人文學科的價值，因為這種語言所承認的那些價值是依附於這種語言的，它們掩飾或無視人文學科價值的湮沒。

電影《安妮·霍爾》（Annie Hall 1977）劇照。

與捍衛內在價值一脈相承的立場是：人文學科是無用的，而且應當捍衛這種無用。對有些人而言，人文學科自身就立基於對工具性的批判，它們形成制度性的場所，來批判實用性、功能主義，而對工具性的批判性更是普遍。譬如西奧多·阿多諾就此談到詩歌：「當抒情詩與社會不諧，當它獨來獨往時，它揭示了其自身是深深植根於社會的。」對阿多諾而言，獨來獨往乃是拒絕社會交流的構架，而這種構架是對社會的認可，因此，在拒絕交流時，抒情詩表現出其最具「批判性」的潛質。對卡夫卡而言，交流的喪失至少是雙重的：它的喪失使人哀悼，同時，它使人遺忘生活與死亡問題的能力令人恐懼，聽來如同道德警鐘。

另一種看法是，我們必須提升學生的技能，因為分析表明，這十分有益於經濟生活，或者更具體地說，對於公共生活或公民身份不可或缺。如果我們生產或灌輸技能，那麼我們可以顯示技能是如何得以使用和實施的，這使我們依附於實用性。人文科學強有力的捍衛者採取了此立場的某種版本。例如，傑弗里·哈芬（Geoffrey Harpham）寫道：「我們不能止於強調『為知識而知識』，也不能堅稱服從功利性的判斷就是在玷辱博雅教育。」這似乎意味着我們必須使我們的工作適用於工具性的當代衡量指標，或者我們必須尋找某種途徑，使我們的工作與這些特定的價值指標可以相互通約。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再繼續將我們的職業視作一種純粹的天職。

重估

我同意，內在價值或無用是不夠的（儘管我承認，這兩者都頗能打動我的心弦）。然而，我們不得不問：如果人文學科要給公共生活製造新意，是否意味着我們必須說它們是有益於社會福祉的工具？工具性是否就是我們談論它有所影響的唯一方式？實際上，我們面對着新的衡量系統和評價標準，其中有一些卻令某些一輩子投身人文學科的人迷失了方向。有趣的是，依照這些新的指標，並不是所有「產生影響」的途徑都能產生可計量的影響力。

電影《六場危事》（Crisis in Six Scenes 2016）劇照。

英國有個同行提出召開一次會議，以從該國的藝術與人文研究委員會中籌得資金，用來研究目前歐洲國家中君主政體的諸種含義。這項提議被駁回了，理由是它沒有闡明「影響力」。當她質詢什麼是這種會議所需的「影響力」時，審批者說，所有這類會議都必須展示其研究結果可以運用於當前政策；實際上，他們的網站明確聲稱這個「影響力」指「卓越的研究給社會和經濟帶來可論證的貢獻」，並附言可以通過論證其生成的知識能夠如何「轉化」給學界之外的個人和群體，來評估這一「貢獻」。

她的反應是，指出這次會議將有助於推動君主制的倒台，但她潛在的資助者並不動心，於是項目沒有通過。而其他的結果能滿足他們的要求嗎？荒謬的是，對她來說，在這種情境下聲稱具有影響力將立即為她招致其他形式的批評，比如說，學術被意識形態的目的扭曲，尤其是往往與人文學科相連的英美左翼人士的意識形態——我得說，沒有理由這麼做。

當然，我想說，也確實在說，人文學科事關重大。但一旦我們這樣說，我們就不得不展示我們所說的重大是什麼意思，於是我們就陷入了既艱難又無價值的分歧。

電影《教授》（The Professor 2018）劇照。

如果我們採取哈芬的觀點，說我們必須以工具性來衡量價值，那就是將前述的那種衡量體系接納為最有意義、最恰當的。但是我認為他所闡述的是，我們總體上不能避開對工具性的思考。困境是：我們很可能認為，我們必須遵循這些要求本身所包含的標準，以提供令人滿意的回答，來獲得我們所需的資助，不論它們來自內部分配、投資收益、政府撥款、私人捐助者慷慨出資，還是來自針對公立研究機構的政府財政預算。如果我們過於服從——也就是，徹底服從——我們就是在冒着棄置人文學科首要職責的風險，此職責即批判性地思考衡量模式和評估方案，以揭示哪些是正當的，哪些是真正適合其評價對象的，哪些是由學界引進和維護並在人文學科中傳授的。

如果我們回到開頭的疑問，人文學科的從業者如何免於淪為被毀滅之物，現在我們有了一條略為不同的路徑。我們發現自己在價值評估體系的話語中安居又流離，而它們卻並不能很好地測量我們的所作所為，而只是壟斷價值的領地，以此威脅我們，稱它們可將我們所做的一切付諸湮沒。那些自身話語有湮沒之虞的人能做什麼？他們可以重新加入論爭，在那個變得自明或自證的語言，與那個已經出現並仍將再現的巨大損失之間，打通一個空間。道德關聯在這一裂隙中降臨，它不僅涉及過去和將來，當新價值體系的價值仍有待估量時，它還涉及「不敢相信」和驚異的可能性。

這意味着我們在縫隙中行使批判，將隱晦重新加入自明之物，以此強調我們之間剩下的這些東西仍有可能遺失，但也有可能保持並重煥生機。

本文內容經譯林出版社授權節選自《人文學科與公共生活》一書，摘編有刪減。原文作者：朱迪斯·巴特勒；摘編：羅東；編輯：西西；導語部分校對：賈寧。封面為電影《馬丁·伊登》（Martin Eden 2019）劇照。歡迎轉發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