崢嶸歲月，他們前仆後繼向前沖！

【編者按】小編今天推出這篇文章，就是想告訴人們，在過去的歲月里，在白馬井地區，有這麼一群人，愛國、愛黨、愛人民，他們有堅強的革命意志，崇高的革命理想，他們前仆後繼向前沖，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以自己的血肉之軀，書寫浴血瓊西的故事，讓人盪氣迴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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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數的人在我們的前面倒下了，又有無數的人從後面站起來，他們揩乾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先輩的足跡，他們又繼續戰鬥了。在白馬井地區，就有這麼一群人，他們前仆後繼，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以自己的血肉之軀，書寫浴血瓊西的故事。

一、薛波潤：殺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

薛波潤(1910一1942)，是海南儋州市白馬井鎮一里（勝利街）人，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白馬井最早的黨員之一。日寇入侵儋州前，他是白馬井地下黨支部書記，以塾館先生的職業作掩護，進行地下活動。日寇入侵白馬井後，禁止開設塾館，他潛入日偽軍隊蒲月清開設的店鋪里當賬房先生，繼續領導地下黨的活動。1942年初，薛波潤身份被日偽軍識破，他被逮捕關押在日本駐軍營地的監獄，並被日本人砍頭處死。解放後，儋縣人民政府追認他為烈士。

薛波潤1918年在白馬井鎮湧泉小學(白馬井實驗學校前身)就讀，畢業後隨父母做魚乾貨生意，因他天資過人，學習肯用功，對所學的知識融會貫通，同時他還有寫一手好毛筆字和快速打算盤的運算能力，在白馬井鎮小有名氣。1932年湧泉小學聘任他擔任一年級教書先生。1934年秋天，共產黨員潘雲漢從廣東高等警官學校畢業，奉黨組織之命回到家鄉白馬井開展革命活動，因他有省城讀書的經歷，是年8月，被聘任為白馬井鎮湧泉小學校長。潘雲漢任校長後，在馬井地區開展革命活動，他根據薛波潤的表現，重點培養他，給他講革命道理，宣傳共產黨的主張，要為窮人爭取自由，並把他從廣州帶回的革命書籍，如《大眾哲學》和《世界知識》等進步刊物，以及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書籍給他閱讀，薛波潤越讀心裡越明亮，他要跟共產黨鬧革命，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奮鬥。他經常聆聽潘雲漢、吳明等共產黨員談論國家大事，討論國難日深的緊張局勢沖盪，民族危亡的問題，中國往何處去，得出結論，只有跟共產黨走，我們的國家才能實現民族解放。薛波潤在潘雲漢、吳明的影響下，經過深入的思考決定，向黨組織申請加入黨組織。1936夏經潘雲漢、吳明的介紹他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他莊重地向黨旗宣誓，保守黨的密秘，永不叛黨，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在加入黨組織的當天，他與吳浪渡、吳俊雲、蘇邦貞、蒲德養等人在白馬井三江巷吳俊雲家秘密開會，並刻一石碑，文曰：「堅決跟共產黨鬧革命！」，背面刻上他們的名字，然後將石碑沉入水塘，以表示他們在共產黨領導下進行抗日救國鬥爭的決心。薛波潤從加入黨組織那天起，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給黨，聽黨的安排。為了更好地開展黨的地工作，他放棄做教書先生，去做塾館先生，並以此職業作為掩護，進行地下活動，負責收集情報，為黨組織提供可分析的信息。1936年5月，中共儋縣工委改為縣委，潘雲漢是七名委員之一，他受命在白馬井組建區委，當年9月白馬井區委成立，潘雲漢擔任書記。1937年4月吳浪渡接任潘雲漢擔任白馬井區委(又稱江南區委)書記。由於薛波潤的出色表現，他被任命為白馬井支部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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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隨着「蘆溝橋事變」的爆發，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踐踏廣東，潘雲漢、吳明、吳浪渡、薛波潤們個個義憤填膺，熱血沸騰，決心要找出一條擺脫帝國主義羈絆的生路，實現國家的獨立，民族的解放。白馬井支部書記薛波潤領導的白馬井黨員們立即研究如何開展抗日活動。為了更好地發動群眾，武裝群眾，在潘雲漢和吳浪渡的領導下，1938年初，他與潘雲漢、吳浪渡等其它黨員們分別深入寨基、竹古、排浦、海頭、鹽場、水井、光村和峨蔓等地，發動群眾購槍，準備築壘抗日。4月，白馬井民眾抗日後援會成立，負責人是潘雲漢，成員有吳明、潘江漢、萬庚、萬真、李何杞、薛波潤和徐友庶等人，他們上街演講，演戲，宣傳抗日。秋季，進步報刊《新華日報》從海口傳入儋縣，雲漢立即組織吳明、萬真和潘江漢、薛波潤等人閱讀，並抄貼在街頭，公開號召白馬井居民和漁工為抗日救國出力。他參與組織白馬井漁工舉行抗日遊行示威，並與吳浪渡帶頭沿途高呼口號：「團結起來，積極投入抗日救國運動」「願做埋沙鬼，不做亡國奴!」「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激發了白馬井群眾團結抗日的情緒。同時，他們分別深入竹古和寨基等村莊，串連李志華、李木森和麥良韓等進步青年，向農民宣傳愛國軍民奮勇抗日的新消息。是年7月，儋縣抗日武裝隊成立，吳浪渡、潘江漢分別擔任正副隊長，薛波潤做為隊員，在正副隊長的帶領深入各鄉鎮巡迴演出，他們高唱着：「這是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我們再不能忍氣吞聲了；/願你將一切都拋於度外，/走上最前線去，/斬盡強盜的頭顱。/向前!……衝鋒……/衝破敵人的陣營，/建起我們強固的堡壘/要用我們的熱血，才能博得真正的和平!」號召軍民一致抗日。

1939年初，日寇軍艦開始在儋縣西部游弋，潘雲漢意識到鬼子的鐵蹄就要踏上儋縣的土地，他便同吳明召集白馬井黨員開會，討論日寇侵占白馬井後的初步工作方案，布置薛波潤等黨員潛伏下來，由薛波潤負責白馬井黨支部地下工作。1939年4月16日，日軍從白馬井西海岸登陸，拆除西坊尾一百多間房，占地建立其海軍陸戰司令部。日軍入侵白馬井後，禁止開設塾館。為了密秘開展黨的地下工作，薛波潤潛入日偽軍隊蒲月清開設的店鋪里當賬房先生，繼續領導地下黨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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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4月，日寇入侵儋縣，所到之處，燒殺淫掠，無惡不作。5月11日，我瓊崖抗日獨立總隊第三大隊在馬白山的率領下，在東成黑嶺地段伏擊日軍，揭開了儋縣抗日戰爭序幕。日本人在儋州地區追殺共產黨員，抗日組織遭到破壞，由於形勢日漸惡化，白馬井黨支部一度失去與上級機關的聯繫，白馬井黨支部活動轉入秘密活動，堅持鬥爭。薛波潤與地下工作人員堅持不懈地搜集日偽軍的情報；收集人民群眾捐贈或作為餉稅繳納給抗日民主政府的錢物。1940年冬，13歲的潘祥愛打扮成農村姑娘，到白馬井找到聯絡人薛波潤，薛波潤太高興了，終於找到黨組織，通過潘祥愛向上級黨組織報告白馬井黨支部工作情況，並將錢物、醫藥通過潘祥愛、潘祥吉等秘密送到根據地。1941年7月，儋縣為指導各基層黨支部書開展工作，提高全縣骨幹理論素質和工作方法，儋縣縣委在敵人鼻子下於縣城近郊鹽場和白馬井附近的竹古村，開辦兩期各有四十多名黨員骨幹參加學習班。薛波潤參加竹古培訓班回馬井後，他千方百計想辦法，動員群眾捐糧、捐衣、捐款支持部隊，培養和發展地下黨員，動員青年參加瓊崖獨立總隊。他還經常冒險帶領地下工作人員到排浦、黑石、沙溝村等抗日村莊開會接受工作任務，擴大革命隊伍，無所畏懼地堅持地下鬥爭，而且工作卓有成效。

1942年初夏，由於薛波潤多次參加抗日活動，被漢奸舉報，薛波潤的身份被日偽軍識破，他被逮捕關押在日本駐軍營地的監獄。

日軍對他使用對被捕抗日誌士慣用的伎倆；先是軟的……誘降、勸降，叫他供出白馬井抗日組織的秘密，答應如果做到，不但不關押、不殺頭，而且可以領到一筆可觀的「獎金」，薛波潤生性內向、少言，他沒有義正詞嚴的申辯和回駁，而是緩緩地說：「我過去教書，現在當賬房先生。你們說的什麼秘密，我全然不知道。」

敵人說了又說，反反覆覆，波潤還是重複這一句話。於是，日軍使用了那種伎倆中的另一點：硬的，先後在他身上施以種種酷刑，其中，有過生電：用接手搖電話機的電線綁在受刑者的手指，搖起電話機，直流電傳入手指，受刑人極度疼痛，顫抖打滾；踩仙人掌：推拉受刑人入仙人掌叢里，使之腳掌和身上扎滿仙人掌刺：臥炭火：紅通通的炭鋪在地上，把受刑人推到其間，燒得遍體焦灼；用鐵錘猛擊釘子，穿過手掌，血流如注。薛波潤原本身體消瘦虛弱，經過酷刑的反覆推殘，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最後連說話的力氣也沒有了。每當日寇吼叫着逼他供出秘密時，他一言不吐，以閉目、搖頭來回答，表現了一個共產黨人至死還堅貞不屈的堅強氣節。敵人對他毫無辦法，最後，將他和六七名抗日誌士一起押到白馬井西方尾海邊砍頭處死，時年32歲。薛波潤同志是黨的好幹部，他壯烈犧牲，實踐了 「堅決跟共產黨鬧革命」的誓言，跟共產黨鬧革命就意味着獻身於抗日救國的偉大事業，就不怕犧牲。薛波潤同志為抗日流盡了最後一滴血，壯志未酬身先逝，光輝永照在人間。他那種臨危不懼，勇於犧牲的革命精神，永遠激勵着我們後人奮發前進。解放後，儋縣人民政府追認他為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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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23日，薛波潤的女兒薛嬌回憶說: 「父親在白馬井西坊尾執行砍頭處死的那天，天色昏暗，下了一場濛濛小雨，那時我才是一個4歲的女孩，但對父親為什麼犧牲，為什麼被日軍殺害，我也不理解，只是拼命地哭，我與母親相依為命。父親年輕時非常熱愛學習，他坐過的凳都留下深深的痕跡。把他的事跡傳承出去，讓更多的人永遠記住，中國能有今天是與千千萬萬的共產黨員、愛國人士不怕流血犧牲用生命換來的。無論道路有多曲折，都要跟共產黨走，相信我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日子會一天比一天好。」

二、萬真：書生熱血寫青春

2003年4月1日，省政府在海口金牛嶺公園舉行一個隆重的烈士安葬儀式，為萬真、林書嶺等被「學聯冤案」株連的三十一名烈士從五指山、白沙等地遷移到金牛嶺革命烈士公墓，讓海南人民永遠紀念這些做出貢獻的知識分子英烈。這次參加安葬儀式的人群中，有一位暨南大學中文系的女教授王瓊同志，她就是萬真的未婚女朋友，自從萬真犧牲後她一直沒有結婚，那天面對萬真的遺物，她痛哭了一場，在場的人們深深為她對萬真的情深厚愛，堅貞不一的情感感動着。

解放以前，白馬井鎮僅有一條街道——長約100多米的伏波街，因街頭（西方尾）始建於清朝道光年間的伏波廟（為紀念白馬井開墟的漢伏波將軍馬援而建，現列入儋州市重點保護文物）而得名。薛波潤就是街頭人，比他小7歲的萬真則是街尾人。

萬真（1921-1949），又名萬珍，出生在儋縣白馬井一個書香之家，父親萬禧是留洋後回儋縣教書的一個知名人士。1932年萬真從白馬井湧泉小學畢業後考進重慶華僑第二中學，在華僑第二中學高中讀書期間，結識王瓊等一批愛國華僑進步青年，他們經常討論國家大事，聲討日本人侵略中國的罪行，經常到街上宣傳抗日。他與美籍華人王瓊也就在這時結下了深深情誼。「七七」事變後，也就是他高中畢業後，回到久別的白馬井。在他的姐夫潘雲漢的發動下，他二話不說就投入到抗日宣傳中，他與謝鳳安、吳明、吳浪渡，李何杞、潘江漢和麥言二等人深入農村，積極開展抗日宣傳活動。1938年初，他和潘江漢一起到瓊東縣(今瓊海市)，報考國民黨的軍官學校，但因沒有殷富人家的擔保，不得參加考試，只好悻悻而回。1938年4月，白馬井民眾抗日後援會成立，負責人潘雲漢，成員有吳明、潘江漢、萬真、李何杞、薛波潤和徐友庶等人，他們上街演講，宣傳抗日。

萬真 烈士

進步報刊《新華日報》從海口傳入儋縣後，潘雲漢立即組織吳明、萬真和潘江漢等人閱讀，並抄貼街頭，公開號召居民和漁工為抗日救國出力。同時，他們分別深入竹古和寨基等村莊，串連李志華、李木森和麥良韓等進步青年，向農民宣傳愛國軍民抗日新消息。萬真在白馬井期間，他經常深入群眾、深入漁工，大量收集抗日民歌、抗日故事等資料以及當地開展抗日宣傳的做法等，編成小冊子。1938年5月，萬真接到好友王瓊來信告訴他，復旦大學由上海西遷到重慶北碚東陽鎮夏壩，希望他回重慶市華僑第二中學複習報考復旦大學。他收到信後，告別父親、朋友，趕回到重慶華僑中學，在複習之餘，他把在白馬井收集的抗日故事，分享給同學和老師們, 激發同學和老師們的愛國熱情，更加憎恨日本侵略者的行為。那一年的秋天，他一舉考取復旦大學新聞系。

抗戰期間，上海淪陷，復旦大學西遷，師生輾轉五千里，於1938年2月擇址於重慶北碚東陽鎮夏壩，設有五院二十二個系及兩個專修科，師生2400餘人，以張志讓、陳望道、周谷城、洪深，孫寒冰、章靳以、曹禺等著名教授為代表的廣大進步師生，緊密團結在中國共產黨周圍，高舉抗戰、團結、進步大旗，積極開展各項救亡運動，使復旦大學成為大後方堅強的民主堡壘。

1938年7月在復旦大學建立了北碚第一個中共黨支部。1938年8月底，萬真懷着激動的心情，踏進了盼望已久的名牌大學——復旦大學讀書。王瓊同年7月也考進了暨南大學中文系，爾後他們經常在書信中探索救國之路，同時也表達深深的愛意。萬真在校期間，他勤學苦思，博覽群書，不斷吸收新知識，他除了讀新聞專業書籍外，還讀共產黨宣言等進步書籍，同時研究新聞寫作要素，他還熟練掌握英語和阿拉伯語，並能用這兩種語言與他人進行交流。他認識到中國要強大，光靠讀書救國還是不行，他要革命，他要打破舊世界。特別通過這次回白馬井參加抗日宣傳，他的思想境界得到了進一步的提升，不願做亡國奴，更加憎恨日本侵略者，他義無反顧地投入新的戰鬥。他積極高舉抗戰、團結、進步大旗，並積極參加學校開展各項救亡活動。與此同時，他結交了復旦大學一批思想進步青年，經進步青年的介紹，他找到了復旦大學的地下黨組織，他經常參加地下黨組織的集會、討論，受到他們的愛國主義薰陶，他的心更加嚮往共產黨，立志要為共產黨做事，要為這個國家的民族獨立而奮鬥。他的積極舉動，得到了復旦大學黨支部的重視，黨支部派黨員去與他談心，做他的思想工作，並肯定他的愛國行為。正在這時，新四軍急需一批知識分子充實到部隊，在復旦大學黨支部的動員下，1942年5月，離畢業還有一個多月，在復旦大學黨支部的介紹下，他和一批熱血青年，直接到敵人的後方去，到新四軍去。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中共中央統一整編新四軍時，將活動於蘇南的江南指揮部所屬部隊及江南人民抗日救國軍編為第6師。譚震林任師長兼政治委員，羅忠毅任參謀長。下轄第16、第18旅，共8000餘人。1942年6月，萬真他們一批滿腔熱血，投身抗日的愛國知識分子經過長途跋涉，終於到達新四軍第6師第16旅旅部茅山根據地。旅部立即給他安排工作，在旅部做宣傳工作，並且以記者身份深入各個團，及時報道新四軍抗擊日寇的戰鬥。得知萬真參加新四軍的消息，他的女朋友王瓊正好從暨南大學中文系畢業，她就直奔萬真所在的新四軍第6師十六旅部。他們相見後，心情難以訴說，旅部安排王瓊在萬真工作的宣傳部門，他們一起同生活、同工作，並且確定正式戀愛關係，從此這對革命戰友戰鬥在一起。他們這對情侶在隨軍戰鬥中，通過報紙、印刷小報等宣傳渠道用生動的事實記錄戰鬥場面，謳歌了16旅抗日的英雄事跡，給新四軍的官兵極大的鼓舞，他們的努力，得到了新四軍總部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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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4月，國民黨軍隊向溧陽、溧水地區進攻，第16旅被迫自衛還擊。10月，日軍向蘇浙皖邊發動進攻，國民黨軍不戰而退；他們隨第16旅尾擊日軍，收復溧陽、溧水、長興、廣德、郎溪、宣城等縣廣大地區，擴大了蘇南抗日民主根據地。1944年7～10月，他們參與了第16旅攻克長興地區日偽軍據點10餘處，挺進到南京市郊陸郎橋。12月，克長興以西重鎮泗安。1945年1月成立蘇浙軍區後，第16旅改為蘇浙軍區第1縱隊，他們參加了浙西天目山自衛反擊戰。在新四軍第6師16旅的軍旅生活中，他們用有力的筆譜寫了一曲愛國，愛軍隊，打擊日寇的英雄讚歌。

1945年8月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為加強後方的力量，中共中央決定從新四軍選派一批知識分子到延安，充實延安的革命力量，由於萬真和王瓊在十六旅宣傳部門工作期間，表現突出，宣傳工作搞得有聲有色，新四軍總部決定推薦他們倆到延安工作。

1945年9月，萬真和王瓊在黨組織的掩護下，奔赴革命聖地延安。萬真到延安後分配到《解放日報》當記者，王瓊分配到王震三五九旅宣傳部門工作。雖然都在寶塔山下，但因為工作地點不同，兩人僅能通過書信聯繫感情，交流接受革命洗禮的情況。當時的形勢，延安是革命的聖地，是中國革命的文化中心，各路精英從四面八方紛紛匯聚到這裡，萬真在《解放日報》工作期間，及時宣傳黨的政策，他本人的表現得到了黨中央的認可。1946年，黨中央和瓊崖特委因敵人封鎖以致中斷電台聯繫長達數年，急需從延安派一批幹部到瓊崖縱隊工作，因萬真是海南儋縣白馬井人，熟知海南的情況，又是報社的記者， 是年春，中共中央安排萬真回到海南。經過新四軍第十六旅血與火的考驗，延安革命聖地的洗禮，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堅強，人也變得更加成熟和沉穩。

1946年春天，他從西安坐飛機到香港，又從香港坐車到廣州，再回到海南，並在瓊山小學當老師。十多天後他找到瓊崖特委，表達自己的意願和想法並得到肯定，瓊崖特委先安排他在中共瓊崖地區機關擔任《先鋒》記者，後任中共瓊崖特委(黨委)機關報、《新民主報》編輯。在擔任《先鋒報》記者期間，他先後多次深入各總隊採訪，與士兵們同吃、同住、同訓練、同戰鬥，把士兵們的體會感受通過文字發表《先鋒報》上，同時他還針對戰場的各種不同的情況寫出水平較高的戰地紀實。每期報紙發行，幹部戰士們都積極閱讀，大大地鼓舞瓊崖軍民的鬥志和信心。由於他有《解放日報》擔任記者的經歷，又是復旦大學生，他的才能很快得瓊崖縱隊領導的充分肯定。為此中共瓊崖特委任命他為《瓊崖特委(黨委)機關報》、《新民主報》編輯。由於得到領導的重用，他更加勤奮地工作。《瓊崖特委(黨委)機關報》、《新民主報》是瓊崖特委(黨委)的宣傳喉舌，對整個海南的解放戰爭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萬真在任編輯期間，及時把握政策，在宣傳黨的路線方針等方面發揮了較好的作用。1948年夏天，海南部分地區解放後，要進行土地改造工作，他深入海南西部，與時任西區地委書記兼瓊縱一總隊政委吳明同志一起做土改工作。他仔細分析農村各階層的情況，把他的分析和感受跟吳明交流，提出了較好的建議。如海南西部在抗日戰爭期間，有些有錢人，在共產党進入村莊開展抗日戰爭時，有些有錢人通過地下黨組織送錢送糧支持共產黨革命，如儋縣干沖鎮富商李顯盛多次資助獨立隊經費，這就是對革命有貢獻。在土改中，要區別對待，不易採取財產充公的作法，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他的建議得到了西部地委書記兼一總隊政委吳明的肯定。吳明書記在向瓊崖報告西部土改中也把這些較好的建議在報告中體現。他的這些建議實施，對當時根據地的後方補給和穩定，起了很好的作用。也許是當時黨中央沒有與海南瓊崖縱隊聯繫上，對萬真的身份問題，始終沒法確定，因一些事情引起瓊崖縱隊政治部懷疑他是特務，一是他利用英語和阿拉伯語寫信給中共中央南方局駐香港機構匯報情況；二是國民黨第四十六軍進駐海南後，他到瓊縱一個連隊找士兵了解情況，被認為是「串聯」整理材料。另外因為他有時要離開駐地到海口等地購買印刷報紙的油墨紙張離隊，這些原因導致他被涉入五指山解放區發生的「瓊崖地下學聯案」，1949年10月被錯殺於五指山毛百鎮毛興坡尖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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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萬真的胞弟萬蔚青口述，王瓊說，1951年，在暨南大學當老師的她得知萬真被害的消息後，立即與萬真當時在中山大學和清華大學任教的復旦大學同學聯繫，並和他們親自趕到海南找到當時負責行刑的士兵，該士兵是廣西人，當時他還在海南軍區服役，問及萬真被執行死刑時有什麼話要說，他說萬真只說他沒有什麼，只可惜還年輕，沒來得及孝敬父母，你們殺我會後悔的，涉及黨的機密他沒有透露半句，因為他是黨中央派往海南執行特別任務的，只與黨中央單線聯繫。如果他承認自己是特務也許不會被殺害，因學聯事件承認是特務的人都沒有判死刑。但萬真選擇保守機密，寧願犧牲自己。王瓊等人從海南了解到萬真被殺害的真相後，他們聯名寫信給黨中央，要求給萬真同志平反昭雪，後萬真被殺害的事件驚動到了黨中央，經周恩來追查，確認萬真的身份，是黨中央派到海南執行特別任務的，與黨中央單線聯繫。

翻開《儋州市革命英名錄》，在白馬井鎮革命戰爭時期先後共120多名烈士中，萬真是學歷最高的一名，又早年參加革命，應該是解放後的建國人才，但是他為了保守黨的秘密，為海南的解放事業，沒有犧牲於戰場，卻以另一種方式在黎明前獻出自己的生命，他的犧牲令人扼腕嘆息。1953年，中共中央、中南局，華南分局、廣東省委、海南區黨委正式宣布瓊崖地下學聯為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下的瓊崖地下革命組織，為萬真等同志平反昭雪，追認為革命烈士。得悉愛子萬真冤案昭雪被認定為烈士後，老父親萬禧寫下了感懷詩：有冤不白今朝白，從此不言又少恩。痛盡八年流淚眼，不叫人知有啼痕。其父親解放後一直在中小學教書，曾當選儋縣人大代表，晚年和國家副主席董必武常有詩詞應和，董老稱之為「祉亭老人」。

家鄉人民為了紀念萬真的功績，在他出生地白馬井三江巷，父老鄉親們把他的相片與潘江漢、潘雲漢、吳明等為海南人民的解放事業做出重大貢獻的白馬井三江港名人的照片掛在老人院，2018年，白馬井鎮舉辦「傳承紅色基因、尋根家園向明天」圖文永久展覽廳，列入萬真的英雄事跡。供世人瞻仰銘記。

三、符紹賢：「特別功臣」戰瓊西

翻開海南瓊崖縱隊解放初期編印的《慶功集》已經發黃的書頁，儘管戰爭的消煙已漫過了70多年，但在儋州市，老一輩人仍在傳頌着書中一位曾參加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無數次戰鬥的人物，他鐵膽忠誠，卓越戰功至今仍刻記在瓊崖縱隊的光輝史冊里。

符紹賢（1925-1968），出生在儋州市排浦鎮沙溝村一個貧困家庭。沙溝村距白馬井鎮10多公里，是個有200多戶1000多人口的自然村。解放前，村的四周生長着一層又一層的濃密深厚、中間長有各種簕竹類的山林，村北面的山林之後是白皚皚的風化沙土，由於地理環境複雜和遠離反動統治的中心，加上這裡的村民思想淳樸，抗戰開始後，共產黨就把它開闢為抗日根據地。從那個時候起，村里首先成立起本村「抗日青年同心會」。之後，村里人符二護、李向榮、郭井梅、黃福應等相繼成為共產黨員，村中組建民兵隊伍，動員青年加入鄉抗日常備隊和區反攻預備中隊，以及瓊崖獨立總隊。符紹賢自小受吳浪渡、薛波潤等前輩革命事跡的薰陶，小小年紀有事就幫隊伍送信、站崗。1943年春，為了改變被日偽摧殘致生活困難的處境，符紹賢和他的胞兄符紹熙、叔叔符小井，在這裡挺身參加革命，他高興地哼着《獨立隊之歌》，成為海南瓊崖縱隊第四支第一大隊一中隊一班的戰士，次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海南瓊崖縱隊特別功臣 符紹賢

在部隊裡，他不斷受接進步思想的薰陶。「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這是他參加對日第一次作戰時在用自己的心鄭重背誦着抗日名將吉鴻昌將軍的詩章。1943年6月，瓊崖縱隊發動儋縣洛基鄉伏擊戰，他和戰友們，一舉全殲日軍小分隊，斃敵15名。在洛基鄉龍日嶺腳誘出日偽軍，打死打傷30多名，擊毀軍車2輛。他所在的部隊先後在昌、感、臨、儋地區主動出擊，連續攻陷敵據點，搗毀敵倉庫，伏擊、迎擊日偽軍，接應敵偽軍政人員起義。

1945年10月，為繼續擴大儋縣的和平民主力量，中共儋縣縣委和瓊崖獨立縱隊第四支隊部決定長途奔襲大山墟（今三都鎮）拒不投降的漢奸吳卓峰反動勢力。由於部隊遠離後方孤軍深入，後勤供應不上，加上三都部分村莊的群眾在吳卓峰利用宗族關係的蒙蔽和引誘下，配合漢奸勢力前後夾擊第四支隊。部隊面臨被包圍的不利局面，符紹賢奉命率一個小隊的兵力從排浦抄小道增援，符紹賢手持雙槍第一個沖在前面，一陣突如其來猛烈的機槍、手榴彈，打得敵人暈頭轉向，在他們的掩護下，指揮部乘機突破包圍圈沖了出來，其他部隊也分散突圍成功。這次戰鬥，第四支隊共傷亡指戰員70餘人，其中支隊長馬白山、第二大隊長符志行還負了傷。這是該支隊組建以來，在儋縣的歷次戰鬥中，損失最大、最慘痛的一次。

為雪「大山墟之戰」的恥辱，1946年1月，四支隊發動白馬井圍攻戰。一天，曾擔任過四支隊副支隊長潘江漢的警衛員、現在已是小隊長的符紹賢，跟隨副支隊長潘江漢到前沿白馬井老街考察地形，突然，從敵人盤踞的一間騎樓，扔出一顆手榴彈，緊隨首長的他迅速撲過去，用力把首長推7米的窪地里，並用身體伏在首長身上，保證了首長在這次戰鬥中指揮二大隊以「引蛇出洞、聚而殲之」的戰術，全殲在白馬井海濱的國民黨地方部隊符紹昌大隊，生擒符紹昌，斃、傷、俘敵230多名。符紹賢當時被彈片炸傷，昏迷不醒，經搶救後才康復。由於他作戰勇敢，保護首長有功，1946年底，他被任命第四支隊特務連副連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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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奪機關槍是符紹賢的一個精彩的戰鬥故事，符紹賢身體矮小，但體格壯實，動作相當靈活。1947年，在牙南公路伏擊戰，敵人數量多我四分之三的敵強我弱下，他勇敢地帶領了突擊排和敵搏鬥，後來，陣地敵人部分就紛紛逃命，只有少數還利用優越地形據險頑抗。這時，他沉着前進，接近敵人，連投了五六枚手榴彈，把陣地敵人全部肅清。但漏網的幾個沿後山逃命去了，他僅存一彈，再不能與敵展開戰鬥了，他向大隊長要了數發子彈，便和另一個同志去尋找敵人，後山里聚結的幾個殘敵見他追來，用兩挺輕機槍向他瞄準，他敏捷地閃到敵人跟前，抓住敵機槍手和一挺機槍，其餘敵人見狀又繼續逃命。他覺得還未達到自己的目的，於是把繳到的機槍交給一位戰友，自己又追上前去，並一路喊着「繳槍不打」，因為從小生長在農村，山地奔跑是他的強項，在他的窮追下，幾個殘敵癱了，乖乖地舉起了雙手，另一挺機槍也被他繳獲過來了。

1948年初，臨高臨城之戰，他奉命潛入敵營偵察，一天傍晚，化裝成「打腰爸」（方言對民間按摩師的稱呼），戴着禮帽、肩挎裝着「打腰」工具的小籃子，手裡搖着小鈴鐺，大搖大擺走到敵人盤踞的房屋，裝作東逛西逛攬生意，乘機記下敵人的人數、位置、火力配備。不料一個敵人小軍官從右廂房內出來小便，發覺他形跡可疑，於是撲了上來，把他推倒在地上，想把他活生生抓去。他靈活地奪過敵人的駁殼槍把對方擊斃，衝出房間，躲過敵人背後的槍彈，把敵方的情況帶回部隊，加速了消滅敵人的時間。1948年秋，那會公路伏擊戰，戰鬥開始，他就爭先衝過去，把敵人一群消滅，並追擊敗逃的敵人，結果他擊斃了敵機槍手，再一次繳獲了一挺機槍。

1949年，瓊崖縱隊發動夏季攻勢，他所在的團在瓊崖縱隊五總隊的領導和指揮下，馳騁於南路五縣，牽制、打擊從大陸敗退到瓊崖的國民黨50軍，一共戰鬥30多次，完成了在南部粉碎敵人「清繳"，保衛五指山根據地的光榮使命。在當年12月29日的東(方)新(街)公路戰鬥中，他本人參與全面展開包抄、夾擊、攔截、追殲作戰。經過8個小時的激戰，給國民黨156師以致命的打擊，潰不成軍，師長張志岳受傷，斃、傷國民黨官兵280多名，生擒80多名。1950年4月，他所在的五總隊配合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渡海登陸作戰，奉命參與佯攻王五鎮，吸引和牽制了敵軍，並同其展開激烈的戰鬥，成功分散了敵軍的兵力，為大軍在臨高、澄邁大規模登陸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接着，他又跟隨部隊，配合大軍解放三亞、榆林等地，開展肅清殘敵的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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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瓊崖縱隊的七個春秋中，符紹賢跟隨共產黨，南征北戰，。無論是在日偽軍大舉「蠶食」，實行瘋狂的「三光政策」的歲月里，還是在國民黨大軍壓境、大舉「 圍剿」我軍的日子中，他始終堅持自己的信念；他多次受傷，數次染上瘧疾病，但從沒動搖過、退卻過，表現出了一個中國軍人的頑強意志。1950年5月，海南島解放後，為表彰英雄們的事跡，海南瓊崖縱隊授予符紹賢「特別功臣」英雄稱號（全縱隊共24人），並編印成一本《慶功集》。

和符紹賢同時參加革命的他的兩位親人——胞兄符紹熙、叔叔符小井，在戰爭年代中相繼犧牲，解放後兩位親人均被追認為革命烈士。1951年，符紹賢從部隊轉業到儋縣公安局工作，後又經過文化補課，先後擔任那大墾殖所所長、西慶農場負責人、海頭派出所所長等職務，1968年，被林彪、「四人幫」反動路線迫害致死。年僅45歲。符紹賢19歲參加革命，同時符紹賢的去世，讓一群孩子從此永遠失去父愛，他去世時，他最小的兒子符贊世出生還不滿1歲。1982年，符紹賢獲得平反。

如今的沙溝村革命老區，解放前的矮小茅屋、瓦房已被混凝土樓房代替，曾經偏僻的貧窮村莊如今修起了柏油公路，村民們的日子蒸蒸日上。雖然村里當年的抗日戰士們已經相繼作古，然而，村中當年的革命精神還在，今天，我們紀念這些革命先輩，目的是讓後人要永遠銘記當年幾代先烈前仆後繼浴血天涯的歷史。以更加飽滿的精神去建設自己的家鄉。

●潘汀河、陳燦麟、符贊世 / 文

●部分圖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