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迎豐：信譽塑造中國

「以誠信文化引領信用建設」

新華社北京1月1日電：2021年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十大展望。「可以預見，規範和有序發展將成為2021年信用建設年度關鍵詞」。「進入2021年，預計誠信文化引領下信用建設氛圍日益濃厚。」

2020年10月26日至29日，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弘揚誠信文化，推進誠信建設。」

2020年11月2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完善失信約束制度、健全社會信用體系的措施，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供支撐。

2020年12月18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進一步完善失信約束制度構建誠信建設長效機制的指導意見》強調，各地區、各部門要及時規範完善已經出台的關於失信行為的認定、記錄、歸集、共享、公開、懲戒和信用修復等措施。

筆者深有感觸，以轉發自己多年前的一文來表示由衷地點讚與期盼！

李迎豐2021年1月2日

李迎豐：信譽塑造中國

本文為筆者在2001年底由中國質量萬里行促進會舉辦的全國首屆「信譽中國高層論壇」的主旨報告，原載2002年3月24日《工人日報》、2002年第3期《人民論壇》、2002年4月21日《人民日報》、2002年5月8日《法制日報》、2002年8月21日《經濟日報》。人民網、搜狐網登載。

按照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在經濟運行中起作用的，既有政府調節這隻有形的手，又有市場調節這隻無形的手。除此之外，有經濟學家補充道，還有一種超越市場和政府之外的調節——即道德調節。現代社會道德的核心是信譽、信用。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信在古代五常中有之：「仁、義、禮、智、信」。市以誠為本，誠以信為基，信以德為源。許多國內外經濟學家認為，中國搞市場經濟，最缺乏的不是資金、技術、人才，而是信用、信譽以及培植保證信譽的機制。中國需要市場，市場需要秩序，秩序需要靠信譽來維持。因此，信譽能夠塑造中國。

一、我國信譽現狀

我們畢竟處在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初始時期，競爭秩序的混亂仍然是人們感受最深、最為痛切的現象之一。現實經濟生活中，競爭秩序的混亂表現在許多方面：比如以假亂真，以次充好；一些企業或個人不是依靠產品、服務質量去贏得市場，而是依靠假冒偽劣去欺詐消費者，破壞公平競爭，嚴重干擾了正常的市場秩序；又如，缺斤短兩，敲詐勒索，利用消費者信息的不對稱，漫天要價，任意宰割；再有像利用不正當手段，造謠生事，損害競爭對手信譽等。

市場經濟的道德秩序，主要是由經濟倫理中的職業道德和經濟信用構成，這兩者所構成的人們的行為準則，是市場經濟運作的基石和市場有序化的保證。但目前在經濟信用信譽方面已出現了嚴重的失常現象，信用信譽環境存在很多問題。突出的表現有四種：

一是經濟合同失效。典型的表現為前幾年企業間「三角債」現象嚴重，金融機構貸款逾期過高，導致經濟信用嚴重梗阻，社會經濟無法正常運行。還有國家一旦宣布減免部分企業債務，實行撥改貸等措施後，許多企業爭相擠船，改革初衷變成了摧毀信用堤壩的蟻穴，成了迴避債務的逃債方式，銀行、企業信用鏈條斷裂。還有不少的企業，以劣充優、以次充好和從一開始就採取融資欺詐、廣告欺騙、商標侵權、合同虛訂、產品偽造等方式，甚至有的借用特殊關係或特定權力等非法手段來牟取暴利。作為社會信用的個人部分，信用觀念淡薄，相互之間的商業行為產生許多經濟糾紛，失信於人屢見不鮮。據有關部門統計，前幾年，在法院審理的所有經濟糾紛案件中，合同糾紛案占92%；企業間簽訂的合同能夠得以不同程度履行的不到70%，有的地區不到20%；近年來每年所有訂立的合同（不僅是企業間）約40億份，履約率只有50%多一點。從全國看，由於企業間不講信譽，互相拖欠貨物構成連環債鏈的資金總額已達3000~4000多億元，約占全國流動資金的20%。作為國家融資主渠道的銀行，由於借錢不還而形成逃債、滯債、死債的高達數千億元之多。

二是假冒偽劣商品充斥市場。假冒偽劣商品進入市場，形成了「壞車市場模型」（美國經濟學家阿克羅夫提出的壞車衝擊好車的造假經濟現象），市場失靈，廣大的「好車」企業和廣大的消費者深受其害，缺乏安全感。這主要是由於我國目前市場自我調節功能較弱，市場准入制度很不嚴格，物流渠道尚不嚴格規範，而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的人獲利成功率遠遠高於失敗率，高額利潤使不少人趨之若鶩。

三是權力不正常地滲入經濟活動之中。目前我國的「尋租」現象正嚴重地干擾、破壞着經濟秩序（政府運用行政權力對企業和個人的經濟活動進行干預和管制，妨礙了市場競爭的作用，從而創造了少數有特權者取得超額收入的機會。根據美國經濟學家布坎南等人的論述，這種超額收入被稱為「租金」，謀求這種權力以獲得資金的活動，被稱作「尋租活動」，俗稱「尋租」）。如廣大消費者反映強烈的「行業壟斷」、「行業不正之風」、「價格同盟」、「股市暗箱操作」、「虛假報表」、「坐莊現象」以及地方保護主義等，這些行為嚴重損害了廣大消費者利益，動搖了廣大民眾參與經濟活動的信心，壓抑了消費和投資熱情，阻礙了經濟發展。

四是社會整體缺乏信用風險防範意識。在我國經濟生活中經濟主體的信用意識淡薄與我國信用信息透明度低，搜集企業信用信息困難有着密切的聯繫。我國目前尚沒有一個具有影響力的信用信譽監控及評價機構，對第一經濟主體的信用信譽狀況進行有效傳播，以至於一個經濟團體不講信用的行為不能通過信息傳播而得到懲罰，守信的經濟團體也不能通過信息傳播而得到好處。信息傳播手段的落後，全國性信譽信用的「失信」情況——即與之關聯的經濟主體的信用等級、信譽狀況等信息——不能有效地告之所有的消費者、管理機構和企業，這種「信息不通」、「信息不對稱」給失信者以可乘之機，便於他們「打一槍換一個地方」，被查處之後仍能易地「重操舊業」。這就直接影響了我國信用市場的發展。

二、信譽危機造成的危害

當前我國的現實告訴我們：維繫各個經濟主體的信譽關係非常薄弱，經濟訴訟增多，信用意識淡薄，守信與失信混沌。這些現象嚴重影響了市場經濟的發展，制約了社會各個經濟主體的信用關係，甚至造成信譽危機，出現社會混亂。據統計，近幾年來每年我國因誠信方面缺失所造成的損失約達5855億元。其中逃廢債務造成直接損失1800億元，合同欺詐造成直接損失55億元，假冒偽劣造成直接損失2000億元，因三角債和現款交易所增加的財務費用2000億元。這還只是直接經濟損失，間接經濟損失將遠遠大於直接損失。如因失信所造成的影響外商投資信心、合作意向，影響消費者的消費信心和欲望，增加交易成本等。

信譽危機造成的危害主要有以下幾點：

1.社會信譽危機從根本上摧毀了市場經濟主體的平等性，對市場消費、企業、政府及法制基礎的作用帶來消極影響

（1）信譽危機對企業的影響。缺乏「信譽」，市場秩序必然非常混亂，企業也就很難發展。因為市場經濟的秩序，首先依賴於職業道德和企業信譽。我國曾在改革開放後的幾年中，在一些行業爆發過職業道德危機。有些人為了獲取利益，超越其職業責任，依仗職權，破壞其職業的基本道德準則。20世紀90年代之後，嚴重的經濟信譽危機又出現了，經濟合同的失效，假冒偽劣商品充斥市場，導致經濟信譽梗阻。因此信譽危機嚴重地損害了市場秩序，在惡化了的生存環境中，企業和企業家都難以正常成熟和發展。從企業內部說，整個社會、市場的信譽危機往往造成了企業本身對信譽的漠視，這些企業即使在短期獲得了利潤，最終也難逃失敗的厄運。

（2）信譽危機會嚴重影響社會的投資和消費。如果老百姓消費購物時害怕假冒偽劣，缺乏安全感，投資股票又擔心買了「偽裝上市」公司的股票，會成垃圾股，人們怎麼會痛痛快快拿出錢來花來投資呢？這也是我國目前國內市場需求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

（3）信譽危機制約着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發揮。企業不敢大膽投資，銀行不敢正常放貸，出現了所謂「惜投、惜貸」現象，使政府啟動投資、擴大內需的積極的財政政策的效用大打折扣。企業間的商業信用關係差，票據化程度低，還使得再貼現不能發揮其引導資金流向作用。

（4）信譽危機直接破壞着社會的法制基礎。一是各類經濟主體在信用關係中難以形成以合同為基礎的法律框架，或者根本不使用合同，或者就根本不執行合同，甚至以合同作為詐騙手段；二是視已有的相關法律（如《合同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商標法》、《產品質量法》等）為兒戲，以種種不正當的手段展開競爭，使競爭難以做到公平、公正、公開，使法律難以保證競爭的正常進行。

2.信譽缺失現象之一的假冒偽劣行為所造成的危害

在中國，目前假冒偽劣欺詐行為現象嚴重是當代中國信譽觀念缺乏的主要外在表現形式，它既缺乏傳統的道德範疇的「信用」，又缺乏現代法律意義上的契約意識。

假冒偽劣行為不僅從多方面危害宏觀經濟環境，破壞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制約了經濟的發展，而且嚴重危及、影響了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和整個國民道德素質的提高。

對於假冒偽劣充斥市場，導致市場機制失效這一後果，前面我說了經濟學界有一個「壞車市場模型」可形象描述：壞車進入市場，由於造假者與消費者對好車、壞車情況信息的不對稱，消費者的價格預期導致好車賣不掉，干擾了市場進入和退出規則的實施，破壞了公平競爭原則，整個市場秩序陷入混亂。這種市場秩序混亂帶來的直接影響有：(1)市場秩序不良扭曲了市場正常的機制。由於「信息不對稱」，消費者無法準確判斷、辨別好車、壞車，由價格取向指示消費行為——即買便宜車，一方面擠占好車市場份額，另一方面損壞好車名譽。大家知道，市場正常的機制應是公平競爭，優勝劣汰，由於「壞車市場模型」的影響，好車生產廠家為了適應這被攪亂了的市場，只好降低成本降低質量（亦生產壞車）。從而出現了劣質商品淘汰優質產品（壞車擠垮好車）的逆淘汰現象，即導致劣勝優汰。企業千辛萬苦創立的品牌等無形資產被侵害，甚至毀於一旦。(2)市場秩序不良干擾了市場機製作用，引起物價非正常非理性波動，偏離價值（使價格不能正確反映價值），影響宏觀環境穩定。(3)市場秩序不良造成商品價格信號失真，影響宏觀調控的方向和力度。(4)在發育相對滯後的生產要素市場，秩序不良比商品市場更為突出，妨礙了市場體系的協調發展。

據有關方面測算，近年來，我國年均假冒偽劣產品的產值在1300億元左右，國家因此年均損失稅收250多億元。有關部門曾統計過283家名優企業填寫的問卷數據，這283家企業有16類650多個品種的名優產品被仿冒，制假企業遍及490個縣市。另據有關方面對146家被假冒產品侵害的企業進行的調查，其中23家假冒產品的銷售額占真品銷售額的50％以上，有11家超過100％，最嚴重的一家假冒產品銷售額是真品的568％。

假冒偽劣產品對人民生命財產造成的損失，很難作出準確的統計，但從已發生的幾起案件看，實在令人觸目驚心。據統計，1992年到1998年，全國共發生重大劣質酒中毒案8起，死亡751人；四川綦江彩虹橋剛投入使用便垮塌造成特大傷亡事件，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使用了劣質鋼材。

三、重建信譽環境對塑造中國的作用

市場經濟是建立在錯綜複雜、千變萬化的信譽關係之上的經濟，而信譽關係的變化與信譽環境的優劣，直接影響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們知道，越是有序的、運行正常的、有效的市場經濟體制對「信譽」的依存度就越高。孔子說過：「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18世紀美國一位著名的政治家、科學發明家、《獨立宣言》起草人之一本傑明·富蘭克林在《給一個年輕商人的忠告》中說：「信譽就是金錢。」早在1985年，鄧小平就講：「一切企業事業單位和行政司法工作，都必須實行信譽高於一切的原則，嚴格禁止坑害勒索群眾。」由此看來，「信譽高於一切」的原則，是市場經濟乃至整個社會生活必須遵循的一個根本性原則。

好的信譽環境對市場經濟的主要作用可以概括為：

第一，促進市場經濟有序地發展。從當前市場經濟的情況來看，信用關係已滲透於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的每個領域。若市場無序和混亂，則信譽環境就會遭到干擾和破壞。信譽環境則作為貨幣關係深化發展的產物，成為市場經濟發展的持續動力。而在這種有序的市場機制中，會儘可能地消除或改善市場不完全和信息不完善，從而儘可能接近經濟學上所說的約束條件下的帕累托（最優）效率（意大利著名經濟學家帕累托提出：通過重新改變資源配置，使一部分人的利益在其他人利益不減少的狀況下得以增加，從而使社會總效率得到提高，這即為「帕累托改進」。待這種狀況達到臨界點時，就是「帕累托最優」）。

第二，保證經濟交易行為的實現。經濟交易類型從市場經濟發展的角度看，大致可以概括為三類交易：一類是產品和勞務的生產者相互直接交換他們的勞動成果，即直接交易；第二類是「實質」資產和勞務與金融資產（包括貨幣）的交易。這種交易是以金融資產為媒介的交易，即間接交易；第三類交易是金融資產之間的交易。通過這種交易實現其資產組合多樣化，迴避風險等目的，即金融交易。在這三類交易中，以金融資產為媒介的間接交易是在發達的信用經濟條件下對以貨幣為媒介的間接交易的自然延伸，它擴展了以貨幣為單一交易媒介的貨幣交易模式，為缺乏貨幣或不願以貨幣直接支付的經濟主體提供非貨幣形式的信用，靠這些信用形式保證交易的正常進行。這樣利於降低社會交易成本。

第三，利於良好投資環境的形成。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的運行規則必然向成本低、效益高、能增值的行業和有利於投資效益實現的環境進行運作，而投資環境重要的內容之一，就是有良好的信用信譽環境。信用信譽環境優劣直接影響投資方的經濟利益，它如同商業和生產企業信譽一樣，屬於不可低估的無形資產。

第四，利於增強商業道德意識。信用具有法律和道德的雙重含義。信用制度除了法律化的要求之外，它還包含着信用主體用以自律的商業道德內涵。良好的信用環境能把法律和道德結合起來，使商業道德成為市場經濟走向有序化的重要內容。在良好的信用環境下，各個經濟主體很容易形成講信用、守信用、重信用的信用氛圍，從而增強言而有信、行而必果、平等互利、風險共擔、共同發展的商業道德意識。

四、如何重建信譽

（一）社會同建信譽大廈

我國的《民法通則》、《經濟合同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及有關的經濟法規都明確規定：平等、公平、誠實、守信是市場行為必須遵守的行為準則。去年7月15日，33名民營企業家針對目前社會經濟生活中存在的不守信用、不講信譽等不良現象，在北京發出了《信譽宣言》，倡議全國非公有制經濟人士行動起來，積極投入到守信用、講信譽、重信義的行動中來。這次由中國質量萬里行促進會舉辦的全國首屆「信譽中國高層論壇」，匯聚了中國目前眾多著名的經濟學家、法學家、質量管理學專家，大家共商信譽，國是論衡，圍繞中國信譽，既針砭時弊，揭出沉疴，又積極建議，開出藥方。特別是我們組織200多家（國有、民營、私有）企業在人民大會堂向全國的企業家、向全國乃至世界發出「中國信譽宣言」，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

呼喚信用不僅是企業家的共同心聲，也是全社會的共同心愿。青年經濟學家，北大教授劉偉曾講過這麼一種現象：現代世界上往往一些大的成功的企業家，其外表看起來憨憨的、憨態可掬，有點「木訥」，好像不很精明，其實這種憨態恰恰正是最大贏家的一種素質（當然指的不是裝的那種），真正的大智若愚。因為這很容易在最短的時間內讓人信任，而信任就會帶來效益——這是最能成功的條件之一。中國古代對君子有一個標準：「訥於言而敏於行」（當然這在現代社會不一定全面）。這說明信譽信用其實是眾人都在呼喚，都在渴望的。人們都願意建立一種互相信任，互相放心的市場秩序。而現在經濟失信現象的普遍存在，破壞了市場的有序性、公正性和競爭性，使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面臨着重大的市場風險，同時也造成市場主體自身信譽的破壞，進而影響到經濟、社會和人們的日常生產，使整個社會的信譽狀況和道德水準下降，容易誘發各類違法犯罪，使整個社會潛伏着巨大的不安定因素。

企業是社會經濟的細胞，企業守不守信用、有沒有信譽、重不重信義，決定企業競爭能力的強弱，決定企業生命力的盛衰，直接反映企業經營者素質的高低。

那麼社會如何來共建信譽大廈？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兩點：

1.營造信用氛圍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由計劃經濟轉變而來的，適用於市場經濟的信用基礎比較薄弱。面對現實，我們必須強化信用意識，形成全社會講信用、守信用、重信用的輿論環境。

首先要拋掉互不信任的思想觀念。我們必須認識到社會經濟中的債權人和債務人都是信用關係的主體。信譽缺失是一面雙刃劍，整體結構、經濟關係鏈上的「集體失信意識」產生的結果對債權人、債務人都有害；其次要消除個人對社會、對國家的失信行為。許多債務人誤認為：國家的資產是無主的，沒有人格化的代表者，可以占用，錢可以不還。從而導致國有資產流失，導致銀行信用惡化。企業的「貸款難」與銀行的「惜貸」，這大多是因債務人對銀行信用的破壞而致；再則其實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各級政府部門要牢固樹立誠信意識。要注重保持政策規則及承諾的相對穩定性、可持續性，儘量給廣大民眾和投資企業及個人以穩定預期。不能簡單隨意地新官不理不管不認舊賬，否則就是「失信於民「。其中體現政府誠信的最大障礙之一是地方保護主義。一定要清除地方保護主義的屏障。無論是企業間的「三角債」，還是執法部門清收欠款的執法，往往在某些地區受阻。前幾年我國有80%以上的企業深受「三角債」困擾，相互拖欠貨款已高達上萬億元。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地方保護主義在作怪。經濟要全球化，市場經濟是沒有邊界的，信用關係也是不受限制的。

2.強化信用管理

我們可以運用「引導」、「推動」、「規範」和「建立」的策略來強化信用管理。

引導，就是發揮政策的引導作用。首先要制定引導目標，也就是政策部門要有計劃地制定出完善信用機制的政策，使各項具體措施落到實處；其次是加大調整信用市場的力度。通過這些做法，引導公眾樹立良好的信用行為，達到政府、企業及個人三位一體的信用氛圍，以便逐漸與國際市場信用體系接軌。

推動，就是推動各個經濟主體參與守信公約。經濟主體包括企業、個人、政府部門及中介機構。

規範，就是規範信用市場的重點問題。規範信用市場的重點，首先是依法懲處失信違約行為，保證信用關係的嚴肅性；其次是解決不還銀行貸款和拖欠貨款兩大難點問題。我們應運用法律的、政府的、社會的共同力量，來挽回國家不應承擔的損失，以增強我國金融機構的抗風險能力，減輕銀行不該有的負擔。解決相互拖欠貨款問題也是我們淨化信用環境的一個工作重點。

建立，就是建立正常的信用機制。結合我國信用市場的實際，應該完善其信用機制。首先是建立質檢、工商、審計等部門和新聞媒體為一體的監督制度，以淨化信用市場，提高信用質量；其次是各經濟主體，也要按照現代企業制度要求，形成全程信用管理模式。

溫州的樂清柳市在20世紀90年代初陷入困境，經濟在一度繁華之後處於停滯狀態。因為那裡的市場經濟秩序遭到嚴重破壞，假冒偽劣低壓電器大量流入市場，流到全國，給用戶造成了巨大損失。柳市的信譽消失殆盡，柳市經濟也由畸形的繁榮轉入極度的蕭條。經受這次沉重的打擊之後，溫州、樂清的政府幹部清醒了，響亮地提出了「質量立市，名牌興業」的口號；企業也清醒了，懂得了只有遵守市場經濟秩序才是致富的正道，只有珍視並努力培植良好信譽，才能使經濟健康持續地發展。他們在嘗盡以前自己「信譽缺失」——制售假冒偽劣產品——所釀成的苦酒之後，及時警醒，痛定思痛，臥薪嘗膽，狠抓質量，力創名牌。從此柳市的低壓電器生產和銷售走上了健康發展的軌道，那些遵守市場規則，重視產品質量，努力創出名牌的企業獲得了大發展，柳市的經濟出現了健康的繁榮。提倡質量立市和名牌興業，就是遵循了市場經濟的一個基本原則，這就是重信譽、守信譽。企業重視產品和服務的質量，並能兌現其向用戶作出的對產品質量的承諾，就能獲得用戶的信任。而所謂名牌就是高質量的產品和服務獲得市場良好信譽的標誌。因此，「質量立市，名牌興業」也可以說就是「信譽興市」，只不過重信譽、守信用比重質量、創名牌的內涵更廣。

在重建信譽過程中，一定要注重依託現代化手段消除「信息不對稱」現象，提高我國信用信息的透明度。以往在我國收集企業的信用信息非常困難，也沒有具有普遍社會影響力的企業信用信息數據庫。由於信用信息的透明度低，信息傳遞不暢，一家企業或者一個商人不講信用的行為不能通過信息傳播讓所有與之相關的利益團體或個人知曉，它講信用也就得不到什麼好處。我國信用信息的低透明度已經嚴重影響我國市場信用環境的完善。信用應成為個人和企業社會生活的「第二身份證」。一旦信用有不良的記錄，便要給其生活和經營活動帶來極大困難，沒有信用他們寸步難行。因此市場經濟主體視信用為生命，珍惜和維護自己的信用。信用在發達國家，已經成為人們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最基本的條件。許多國家把法律中（我國在民法中）規定的「誠實守信」原則定為「帝王條款」。

雖然我國曾盛行過「破產風」，但破產卻是公認的一個企業經營失敗不光彩的肯定方式。千萬不要把為逃廢債務而想方設法破產當作一種合理現象。我們的破產制度還有缺陷，它缺乏最起碼的破產責任追究機制。正常的破產制度中，企業不能還債必須得破產，而一旦企業破產了，不僅它的商號因其失信於投資者而成了恥辱的標誌，它的經營者也就失去了作正常經濟人的資格。「巨人」史玉柱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他不破產，所以他還在悄悄想補償「被套住」的人們，因為他不想因缺乏責任感的惡意失信而失去做正常經濟人的資格。他知道信譽是一個商人的生命。

（二）法德並舉打擊假冒偽劣——重塑信譽

江澤民總書記在「七一」講話中指出：「要把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結合起來，為社會保持良好的秩序和風尚，營造高尚的思想道德基礎。」

1.重塑信譽——法制的作用

真正的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也是法制經濟。

假冒偽劣現象是個頑症，是惡性的信譽缺失行為，是影響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及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和經濟健康運行的毒瘤，實際上它也是一種典型的經濟行為。犯罪分子有自己的「成本」和「收益」。之所以犯罪，是因為他們預期的犯罪收益大於成本，那麼從根本上遏制制假行為的最好辦法就是提高其違法成本。美國一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家貝克認為造假成本有三種：一是直接成本，即實施犯罪過程中產生的成本，包括作案工具、材料、經費、假冒標誌（防偽）等直接開支；二是機會成本，即用同樣時間通過合法途徑謀利也即自動放棄合法經濟活動可能產生的純收益；三是處罰成本，即被查處、沒收、罰款或判刑的總和。

那麼針對這三種成本，我認為一是要在打防結合方面多想實招。如提高防偽產品、標誌的科技含量，提高生產率，加快技術更新和改造，降低生產成本，縮小犯罪分子牟利空間，縮小相對差額，以增加其造假直接成本；二是要打扶結合，即打與扶、堵與疏相結合。在打擊假冒偽劣的同時，制定疏導、扶持措施，幫助一些熱衷於造假的人通過合法途徑謀利致富，以轉移造假者的機會成本；三是打罰結合，依法治假，加大其處罰成本。

打假須用重典。要加大處罰成本，抓到一個就罰他個傾家蕩產，元氣大傷。法律有兩個基本職能：一是調整性職能，另一個是保護性職能。調整性職能就是對社會關係進行調整，把人們的行為指引到一定的方向上去，中心問題是如何確定權利與義務；保護性職能是對被侵害者的維權，它是在不合法行為的基礎上產生的，反映了社會關係的異常情況。

荀子說過「法者，治之端也」，只有「畏法而尊繩」，然後「國常不亂」。由此可見，法律是治國的根本。大家知道：公平、公正、競爭有序的市場需要依賴於法律來規範。當前，假冒偽劣屢禁不止，區域性制假售假等違法活動仍很猖獗，有些地方還有發展蔓延的趨勢。造成這種假冒偽劣行為打不着、打不疼、打不死現象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以往這方面的「典」不重，法律制裁力度不大。

孔子在《論語·為政》中曾提出要「寬猛相濟」：「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在對懲罰造假售假方面，我國新《產品質量法》實施以前，相關法律過寬，無疑這是打假效果不好的根本原因之一。朱鎔基總理常常大聲疾呼：「鐵腕抓質量」、「重拳打假」，「對造假者要罰得他傾家蕩產」，但缺乏法律支持，「壯志難酬」。在這方面，一些西方發達國家對違法者的處罰都是很重的，如法國對制假售假者的罰款額度高達100萬法郎，並監禁2年；美國對這方面違法者罰款可達200萬美元，或監禁10年，或兩項同時進行；對有前科的罰款最高額為500萬美元，監禁20年。

2000年9月實施的新《產品質量法》加大了對產品質量違法行為的法律制裁力度，增強了對質量違法行為的處罰措施。特別是自2000年10月以來在全國開展的打假聯合行動，不僅對造假者重拳出擊，查處了一批制假售假大要案，判罰了一批制假售假的犯罪分子，而且堅決向地方保護主義開戰，以剷除滋生造假分子的土壤，表明了我國政府對假冒偽劣重拳出擊的決心；也體現了政府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同時表明了我們黨代表着中國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深受企業及廣大消費者的好評。

市場交易行為的信用問題，不僅包含着豐富的經濟內容，而且包含着嚴肅的法律內涵。

經濟失信的普遍化，說明我國市場經濟基礎的薄弱和發育的不健全。應該讓市場主體恪守「誠實、信用」的交易規則。目前我國內需不足的真正原因，實質上就是信用不足，而信用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缺乏信用法律制度建設。一些發達國家都建立了比較完備、嚴密和透明的社會信用體系，對方的信用狀況一目了然。一旦惡意欺詐，就會信譽掃地，沒有人再與其往來。失信就等於失去了市場，由此帶來的後果是十分嚴重的，一般人不會冒如此大的風險。西方法社會學派的創始人龐德在他的《普通法的精神》一書中曾經提到這樣的例子：早在16世紀，一個債務人因河流突然漲水不能渡河而耽誤了按合同約定的時間支付，同樣也會招致一筆巨額罰金。法律不考慮意外事故，對違約者毫不留情。從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中我們也可以領略這一點。由此可見西方的法律規定是多麼嚴格。可是當前中國的企業界遵守合同、履行和約、承擔責任義務的觀念極其薄弱，關鍵是中國缺少嚴格的立法和執法，更缺乏守法的共識。

信用要靠制度和法律予以保障。目前，建立健全有法律保障的社會經濟生活各方面的信用制度，是當務之急。需要做的工作應當包括：培植觀念，健全法制，建立社會信用評估、信用監控和失信懲戒體系，還可以引入個人破產和市場禁入方法。不搞好信用制度建設，法律有時會顯得蒼白無力。

我國《民法通則》第四條規定：「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自願、平等有償、誠實、信用的原則。」在向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無數的事例從正反兩方面證明了市場經濟是靠競爭來配置資源的。市場經濟要能正常地運行，進而得以優化資源的配置，就必須要有公平競爭的規則，以規範參與市場活動的各個主體的行為。在這些規則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就是重信譽、守信用。市場活動中的各種經濟關係（如買賣關係、借貸關係、租賃關係、僱傭關係、信託關係等）要靠信譽來維繫。只有重信譽、守信用，才能形成公平的競爭秩序，各種市場規則才能得以遵守，市場活動中所發生的各種經濟關係才能得以維繫，市場活動才能得以正常運行。雖然各種約定的經濟關係會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獲得法律的保障，但法律不過是為了維護維繫這些經濟關係的強制手段，或者說強調各市場主體守信譽。而在自覺地重信譽、守信用的市場經濟環境中，人們不會感受到法律的強制力。如果市場經濟關係的各方或者其中某一方不遵守信譽，破壞了約定的關係，也就是破壞了市場的規則，市場就無法正常運行了。除了教化外，必須運用法律等強制手段來糾正。

2.重塑信譽——德治的作用

在依靠法律制度來強制規範和引導人們誠實守信踐諾的同時，還應該依靠道德建設來強化人們的信用信譽意識，弘揚社會誠信原則。

（1）重塑信譽需要德治

信用是建立在誠實可信基礎上的心理承諾與契約實踐相結合的意志和能力，信譽是誠實品德的社會評判，信義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是經濟生活、社會活動應該遵循的準則。

市場經濟是人類文明的歷史形式之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是嶄新的歷史文明進步方式。市場經濟秩序，無論是競爭秩序還是作為競爭秩序基礎的主體秩序，其發育和完善都需要一定的社會人格前提，這一人格前提的根本便是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秩序，而市場經濟道德秩序的要義是「守信」。市場機制、市場工具諸如商品、貨幣、買賣、支付、借貸、合同、契約、金融、證券、期貨等，無不體現信用關係，市場經濟本身就是信用經濟。由這種信用經濟關系所規定的社會道德秩序，只能是「守信」。

市場經濟演進的歷史告訴我們，越是趨於完備、越是競爭激烈的市場制度，越要求人們在道德上守信，越排斥無信、欺詐、放縱等對市場、對社會不負責任的敗德行為，這便是為何競爭充分的市場經濟中的企業家、商人、銀行家往往視信譽如同生命的根本原因。

道德上的無信及由此引發的道德秩序混亂，在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極易發生。歷史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初期，尤其是在產業革命前的商業資本活躍時代，以背信為特徵的海盜文化、商業欺詐等道德崩潰極其嚴重，深深地腐蝕、動搖着市場經濟秩序的發展。之所以在轉軌期容易出現道德無序，是因為這一時期社會生活處於激烈的變革之中。道德與經濟是相適應的。

有經濟學家認為，我國正處於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時期。對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發展來說，弘揚以守信為特徵的市場經濟道德，克服道德秩序的混亂，有着重大生死攸關的意義。一些道德無序現象已經發生並正在嚴重損害着我國市場經濟文明進程，損害着社會主義健康肌體。諸如，商業欺詐、假冒偽劣，不僅是經濟上的不法行為，更是道德上的敗德行為；背信毀約、欠債賴賬，不僅是信用危機，更是道德危機；權錢交易，「官商」、「官倒」，不僅是對市場公平競爭原則的破壞，更是道德上的腐敗；揮霍公款，貪污盜竊，不僅是對公有制的瓦解，更是道德上的放縱；熱衷投機，炒買炒賣，不僅是「泡沫經濟」的泛起，更是勞動精神的泯滅；等等。

當前，批判和糾正以無信為特徵的道德秩序混亂，呼喚重建信譽已成為人們的共識。一系列反欺詐、反暴利、反不正當競爭的法規已經推出並付諸實施；嚴查嚴打假冒偽劣，懲治破壞知識產權的行為，已成為全社會的經常性工作。當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德秩序建設，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只有在制度的建立、健全和嚴守上把好關，才能夠保證新的道德秩序的真正確立。

（2）打擊假冒偽劣需要德治

社會與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市場經濟要靠利益、法治、道德「三駕馬車」共同驅使，缺一不可。打擊制假售假也一樣，應將法律與其他社會規範互相配合、互相補充、互相促進。社會學家認為，道德是對人的思想和行為進行是非、善惡評價的標準，是人們共同生活及其行為的準則和規範。正是由於它的這種評價作用，所以它對人們有着很強的約束力。社會輿論通過宣傳道德行為，鞭笞譴責不道德行為，指導着人們的行為，維護着一定的社會秩序。有時道德很硬、很強，似乎比法律還起作用，還有力量。正如赫胥黎說過的一句名言：人們真正害怕的不是法律，而是別人的議論。中國也有句名言：「千夫所指，無病而死。」道德的力量可謂大矣；但有時道德的作用又很弱，很無助。這根本原因在於社會上推崇的價值取向，時代崇尚的是什麼。我很贊成這樣一種觀點：道德是一種信念，是一種對己、對人、處世的原則。孔子在《論語·為政》中說過：「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封建時期道德的核心是忠誠，而現代社會道德的核心是信用。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誠實守信。當前市場上的欺詐行為很多，假冒偽劣盛行，甚至企業假破產，真逃債，企業間的三角債，大多數企業（包括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無一不是信用危機造成的。特別是我到過許多造假現場，對區域性造假嚴重現象深感憂慮，常常是一村村、一片片、方圓幾十里，家家戶戶造假，假煙、假酒、假藥，偽劣食品、劣質鋼材。造假者置他人的身體健康、生命安全於不顧，他們明明知道犯法，但仍然造假不誤。這一方面是因為我國打假力度、執法力度不夠，另一方面是嚴重的並且是某種程度上整體的道德淪喪，信譽缺失。

所以朱鎔基總理說：「放任假冒偽劣，國家就沒有希望。」因為假冒偽劣不僅僅是經濟問題，不僅僅是影響經濟的發展，制約着我國經濟的騰飛，而且嚴重衝擊着我國的信譽基礎，影響整個國民道德素質的提高，關係着國家興衰成敗。這正如《左傳》上所說的：「德，國家之基也。」基礎動搖了，大廈就會垮的呀！因此，我們一定要重建信譽，塑造中國。

（3）如何才能實現道德的重建

——道德重建與多元結構

有相當一部分人將信譽的重建寄託於一種想象中的「完善的市場」。在他們看來，目前的信譽缺失是一種必需的代價，隨着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有關的問題就會得到相應的解決。不錯，發育完善的市場，有一種造就規則的作用。但市場本身追逐利益最大化的衝動也會導致對規則和道德行為的不斷違反和破壞。在這種情況下，要實現道德的重建，一是需要政府和法律所代表的硬性的機制。其作用就是對超過一定限度的失信欺詐等非道德行為進行懲罰，使失信的行為不至於帶來吸引人的利益，誠實、守信的行為不至於付出太大的代價，甚至正好相反。另一個則是軟性的，即通過宣傳、樹立、倡導、弘揚社會中的正確的價值觀念取向，來塑造一個全民講究信譽，遵從信用，崇尚誠實守信行為的氛圍，營造令人崇尚精神升華的氛圍，以此來強化道德的力量，從而更好地塑造中國的形象。

——道德重建與制度安排

重建信譽，重建道德，首先還不在於宣傳和號召，而是在於制度建設。

制度建設的首先一點是減少誠實守信行為的代價和成本。更通俗地說，不能使講信用，重信譽的人總是成為事實上的吃虧者。也就是說當市場經濟尚未完全有序之時，市場經濟行為中的講信譽需要體現公平與正義的社會秩序的支撐。其次是不能使背信棄義、欺詐制假的行為成為一種有利可圖的行為。在一個社會中，不講信譽、不守信用的行為往往能夠帶來利益的時候，在社會上就會產生誤導，因為利益的驅動力是不容迴避的。假話損害中國，失信損害中國的行為習慣，就是這種誤導的產物。假話、假數字可以升官，假合同、假冒偽劣產品可以牟取暴利，這必然會造成一種示範效應。因此，必須通過社會中的制度安排，使假不能亂真、害真，使不遵從道德者、不守信譽者不但不能受益，而且還要加大其處罰成本。這樣，道德的重建才會有保證。經濟的動機要以經濟的手段來制裁。

一個缺乏信譽的國家絕對不可能經濟持續發展、民富國強。

一個缺乏信譽的民族絕對不可能自強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而一個缺乏信譽保障制度和機制的國家絕對不可能培植起好的信譽。

中華民族是有着幾千年文明史的民族，誠信為本一直為古人所恪守。在今天，在中國努力建立市場經濟大廈，努力走向世界，匯入全球經濟大潮的時候，我們應清醒地意識到我們的國度里所存在的「信譽缺失」的危機，這不僅阻礙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也損害了中國這個泱泱大國的形象。我們應該共同努力，用好的信用來讓世人稱讚，用好的信譽來塑造中國。

李迎豐 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