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愛情與婚姻

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號稱「俄羅斯文學的深度」，他與列夫·托爾斯泰一道，被認為是俄國文學黃金時代的兩座高峰之一。他的長篇小說《罪與罰》《卡拉馬佐夫兄弟》《群魔》《白夜》《地下室手記》，至今仍是毫不過時的文學經典。

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學分析浩如煙海，但在文學之外，這位作家也不乏豐富之處。這篇文章所談論的，就是愛情與婚姻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關於這段故事，我們不妨從一個名字說起。

在長篇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的開頭，陀思妥耶夫斯基用簡短而有力的文字寫道：

獻給:

安娜·格里果利耶夫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婭

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後一部長篇小說，安娜是他的第二任也是最後一任妻子。

《卡拉馬佐夫兄弟》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臧仲倫 譯

譯林出版社，2021-5

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此前的對象相比，安娜不算是最漂亮的，家境也不算好，但她具備細心、耐心和慈悲的珍貴品質。在陀氏面臨種種困難的時刻，是安娜的悉心陪伴，讓陀氏不至於跌入人生的谷底。

當時，陀思妥耶夫斯基正面臨癲癇症、債務危機的違約風險。1865年夏，出版商斯捷爾洛夫斯基與陀氏簽訂合同，他僅僅以3000盧布的價格，就購得陀氏三卷本全集的版權。陀氏當時急需用錢，沒有細看合同條款就簽了下來，可是條款里有一條極為嚴苛的規定:

「陀思妥耶夫斯基必須在1866年11月1日前交出一部長篇新作，否則將被追繳高額違約金。如到12月1日仍不能交稿，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著作將永久轉歸出版商所有。」

186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埋首於《罪與罰》的創作，《罪與罰》中譯本有42萬字，我們就可想而知它的俄文體量。一般這麼長的作品，很多作家兩三年都不見得能寫完，但陀氏不但要寫它，還要被迫在一年內寫出另一部長篇小說，否則他的所有著作就會被出版商據為己有，甚至，他可能因為違約而面臨牢獄之災！

幸運的是，當時僅有十八歲的安娜·斯尼特金娜出手相助，答應無償為陀氏擔任速記員。

1866年10月2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僅耗時26天就在安娜的幫助下完成了小說《賭徒》。11月1日，書稿送至出版商家中，由當地警察署長簽收，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此躲過違約危機。此後十四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用持續而飽滿的精力，創作了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四部長篇：《罪與罰》《白痴》《群魔》和《卡拉馬佐夫兄弟》。

「世上最純粹的人」

1866年年底，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安娜在認識不到半年後就決定結婚。11月3日，他第一次登門造訪安娜和她的母親。僅僅5天後，11月8日，他向安娜求婚。次年2月，他舉辦了人生中的最後一次婚禮。

安娜·斯尼特金娜出生於1846年8月30日，亞歷山大·涅夫斯基紀念日，一所屬於亞歷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的房子裡。有趣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後葬身的季赫文斯基墓園也在這裡。從小，安娜就是一位虔誠的東正教徒，她參加節日彌撒、聆聽教堂鐘聲，為自己出生於修道院感到光榮。

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安娜。

安娜的母親是一個俊美高挑的女人，她「身材修長、勻稱，五官長得十分端正，女高音特別悅耳」。她生於1812年，19歲時曾和一位軍官訂婚，但後者在參加匈牙利戰役時不幸戰死，安娜的母親悲痛萬分，一度決定終身不嫁。幾年後，當地喜歡說媒的婦女特地為她舉行了一次聚會，有兩個中意她的年輕人應邀而來，但當有人問起安娜的母親對那兩個小伙子是否欣賞時，她說：「我倒比較喜歡那個總是有說有笑的『老頭兒』。」她指的是安娜的父親。

與安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交往相似，她的母親一眼看中的也是一位年長的男人，兩人初次見面時，「小老頭兒」已經42歲（他生於1799年）。他們本來只是有一搭沒一搭地聊天，安娜的父親並不是具有強烈目的性的男人，和別的男人相比，他少了很多攻擊性、多了一些可愛和仁慈，他年過四十，面色依然紅潤、年輕，他們在相處後都不由自主地在意對方、偏愛對方。

多年以後，安娜與心目中認定的人相遇，宛如朝拜宗教一般獻身愛情。在某些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一個德行良好的丈夫，他揮霍錢財，與人出軌，脾氣說好聽點叫真性情，說不好聽就是難相處。

屠格涅夫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他生平遇到的基督徒中最邪惡的一個。」列夫·托爾斯泰的一個朋友曾抱怨：「我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既不善良，也不快樂。他心術不正，善妒而又墮落，一輩子都在使性子、發脾氣……」但安娜發自內心深愛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她在回憶錄里寫道:「我們共同生活的14年使我深信，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世上最純粹的人。」

天使與惡魔的結合

當安娜在大教堂降生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窮人》正連載在期刊《彼得堡文集》上。時任雜誌社主編的涅克拉索夫對別林斯基興奮地說道：「又一個果戈里出現了！」別林斯基更稱陀思妥耶夫斯基為「俄羅斯文學的天才」。

他當時沉溺於研究西化思想，加入了激進的彼得堡拉舍夫斯基小組，被年輕人視作反抗專制的勇士、俄國文學年青一代的表率。1849年4月23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因革命活動而被捕，直到行刑前的最後一刻，沙皇宣布大赦，俄國「最偉大的小說家」才免於過早死去。

陀思妥耶夫斯基年少時有過兩段倉促的感情，一次迅速分手，一次遭遇少女拒絕。

處女作《窮人》發表後，他在一次彼得堡評論家舉辦的文學聚會裡迷上了評論家的妻子，此人名叫阿芙多季婭，在當時的陀氏眼中，「天下再沒有比她更漂亮的女人」。阿芙多季婭貌美多姿，眾人為之傾心，她雖然已婚，追求者倒是不少。與那些追求者相比，陀氏雖有才華，長相和性格卻並不合她的心意。

《白夜 : <窮人>、<白夜>、<賭徒>》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榮如德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11

在被阿芙多季婭拒絕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度沉浸在失戀般的痛苦中。白天和夜晚，他都會想起那副美麗面孔，又為自己被拒絕的事而自卑和沮喪。直到有一天，他在酒館認識了正處在一段不幸婚姻中的女人瑪麗亞·伊薩耶娃。

瑪麗亞的丈夫長期酗酒、對妻子施行冷暴力，身處壓抑關係里的瑪麗亞就像陷入陰冷地牢般渴望逃離又缺乏勇氣。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見鍾情、鴻雁傳書，並屢次大膽地邀請後者到家中做客。然而，瑪麗亞同時又是一個歇斯底里、和陀氏一樣用情不專的人，在神經質這一點上，他們也頗為相似。於是，當陀氏在信中得知瑪麗亞的丈夫去世而迫不及待地寫信向她求婚時，瑪麗亞卻一口拒絕了他，坦承她在異地有了別人。

一念天堂，一念地獄。那一晚，陀思妥耶夫斯基再一次回想起被拒絕的時刻。可是幾個月後，瑪麗亞又寫信對陀氏說：「自己最愛的人還是你。」一個人在戀愛的時候容易降智，哪怕是再成熟的人，戀愛也可以讓他變成孩子。在這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例外。1857年2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頓涅斯克的一處教堂迎娶了伊薩耶娃，他希望能與她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直到死去。但造化弄人，1864年4月15日，瑪麗亞·德米特里耶夫娜·伊薩耶娃在莫斯科去世。

陀思妥耶夫斯基。/wiki

除了伊薩耶娃之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遇到安娜之前還有一段深刻的戀情。那是一段亨伯特與洛麗塔式的關係，天使和魔鬼的危險結合。

阿波利娜里婭·普羅科夫耶菲娃·蘇斯洛娃，這是一位早熟的少女、一個令作家魂牽夢繞的名字。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她擊敗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他們的感情始於1861年彼得堡的一次文學演講。演講過後，女學生蘇斯洛娃向作家寄去了一封誘引的求愛信。那時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剛滿40歲，蘇斯洛娃則只有22歲。一邊是出了名喜歡年輕女孩的作家，另一邊是迷戀深淵的性感少女。他們在聚會裡故作正經，聚會結束便在夜裡偷歡。他們擁抱、親吻、享用彼此的身體，在暴雨中震顫，在危險中沉淪，少女猶如獻給魔鬼的祭品，供他享用又被他凌辱。

在《地下室手記》裡，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借「地下室人」之口說：「愛情嘛，乃是自願賜予被愛者任意施虐的權利。」而他們的關係就是虐待與愛撫之間的反覆糾纏，陀思妥耶夫斯基毫不諱言，自己在這種征服與施虐的關係中得到了精神上的極大滿足。這位在小說中屢次書寫奴役的作家，自己卻也享受奴役他人的感覺。而他在《卡拉馬佐夫兄弟》等作品中，既是暴露他人的惡，也是在解剖自己、展現自我的惡。

《雙重人格 地下室手記》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臧仲倫 譯

譯林出版社，2004-5

陀思妥耶夫斯基沉浸於少女美好的身體，但後者越發難以容忍這種不對等的關係。她害怕作家對她只有性、沒有愛，也厭倦了一次次充當性愛中被奴役的角色。此時，二人在觀念上的差異也變得格外明顯。當陀氏向保守疾步而去時，蘇斯洛娃正在被革命的烈火所吸引，她厭惡陳舊的一切，渴望被壓迫者對壓迫者的憤怒一擊。

1863年6月，蘇斯洛娃公開了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抗。她接受了西班牙籍醫學院學生薩里瓦爾的身體誘引，以此作為對施虐主人的挑釁。她當然知道薩里瓦爾只是一個腦袋空空、只想做愛的萍水過客，但她享受這種逃逸，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痛苦中產生快感。主人和奴隸，在這一刻產生反轉。又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受到了背叛的滋味。而他何嘗不是跟許多人一樣，一邊享受背叛，一邊又被背叛所傷。

1863年8月底的一天，蘇斯洛娃對匆匆趕來巴黎的作家說：「你來得太晚了。」

多年以後，蘇斯洛娃曾在日記里回憶道:「每當回憶起兩年前的生活，我便開始憎恨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是第一個扼殺我信念的人。」

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里，蘇斯洛娃扮演了不可動搖的重要角色，是他許多女性形象的現實來源。比如《白痴》裡的娜斯塔霞、《群魔》裡的麗莎、《卡拉馬佐夫兄弟》裡的卡琳捷娜；《賭徒》的女主人公幹脆就是作家對蘇斯洛娃的稱謂：波麗娜。

有趣的是，《賭徒》正是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二任妻子安娜聽作家口授速記的。她當然知道波麗娜的原型對丈夫來說意味着什麼，但她在回憶錄里對蘇斯洛娃隻字未提。

一個可疑的愛情神話

與安娜結婚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感情生活終於安定，他的寫作之路也在穩步向上。但積壓在他面前的，還有賭癮、敵人、供養家庭，和巨額債務。

在賭博這件事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寫小說有多好、賭運就有多爛。再加上因為其他原因所欠下的債務，有一段時間，陀思妥耶夫斯基身心俱疲，卻還要維持專欄小說的連載。最拮据的時候，他甚至不得不典當家裡的首飾和衣物，和妻子一起跑去歐洲，借度假的名義躲債。他在信件中感慨道:「屠格涅夫如果知道我寫作的條件恐怕會被嚇死。」安娜在回憶錄里透露了當時俄國幾位著名作家的小說稿酬:

「當時，富裕的作家們（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岡察洛夫）知道他們的長篇小說將會被各雜誌搶着刊登，因而他們可以拿到每印張五百盧布的稿費；可是窮困的費奧多爾·米哈伊洛維奇（即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說他窮困，是因為他當時欠了一筆巨額債務）卻得把自己的作品主動提供給各雜誌，而主動提供作品的人總是吃虧的，同樣這幾家雜誌給他的稿費就少得多。比如，他的長篇小說《罪與罰》《白痴》《群魔》的稿費是每印張一百五十盧布；《少年》則為二百五十盧布；直到他最後的一部長篇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他才拿到每印張三百盧布。」

在這種處境下，《俄國導報》的主編米哈伊爾·卡特科夫向他伸出了援手。卡特科夫曾經與陀氏主辦的雜誌發生過激烈論戰，但這絲毫不影響卡特科夫對陀思妥耶夫斯基才華的尊敬。他不計前嫌、慷慨大方，在陀氏還沒有寫下一部作品時，卡特科夫就慷慨地為他預支了1000盧布。

與此同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也在發生重大變化。他從年輕時的西化自由主義者，逐步轉向為民族主義和泛斯拉夫主義者。沙皇解放農奴的行為，令他對俄國的君主政體產生了臣服之心。在國外的生活以及對無政府主義者、虛無主義者乃至極左派的厭惡，讓他後半生堅定了「反虛無主義」和「反暴力革命」的思想底色。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俄國虛無主義大行其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接觸到很多青年，都被虛無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所俘獲。他恰恰是厭倦了這種局面，才在《罪與罰》裡書寫了拉斯柯爾尼科夫如何被無政府主義所害；又在《群魔》裡塑造了一群無政府主義者的狂歡與墮落。長篇小說《群魔》中，斯塔夫羅金說了一句驚世駭俗的話——

「我渴望作惡，我同樣也感到滿足。」

《群魔》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臧仲倫 譯

譯林出版社，2002-5

那時候，最讓陀思妥耶夫斯基放鬆的就是和安娜在一起的時間了。安娜和他的年齡相差20歲，但他們甜蜜如同青春眷侶，陀氏對安娜直白地說:

「我有時會在春夢中夢見你，你會夢到我嗎？……你說可能在出國之後我就會對其他女性展開追求，但是親愛的，自從我來到這裡以後還從未考慮過思念你之外的任何人……而且這裡也沒有任何人能夠在這方面比得上我的安涅契卡……我希望你不會讓任何人看到這封信。」

在回憶錄中，安娜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充滿了讚美之詞。說起他們一起完成《賭徒》的經歷，她說：

「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一個聰明、善良，但卻遭到不幸、仿佛被大家遺棄的人。」

在這段忘年戀的關係里，安娜成為自願犧牲的一方，她熱情地說道:

「我一心想做他的生活伴侶，分擔他的工作，改善他的生活，使他獲得幸福。費奧多爾·米哈伊洛維奇成了我的上帝、我的偶像，我覺得自己樂意終身向他膜拜。」

嫁給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後，安娜整個生活的重心都在圍繞作家打轉。用今天的話說，她多少有一些「戀愛腦」，在認定一個人後，她具備獻身的精神，哪怕為此委屈了自己。她屢次表達自己害怕被陀氏拋棄的念頭，一旦他們發生口角，一些不安的想象就會縈繞在她的腦海里。她會胡思亂想，害怕作家先生不再愛她，甚至斷定她是一個愚蠢而任性的女人。在一次吵架後，她暗自下定決心：要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她拋棄，她無論如何也不回國，而是隱居在國外的某個小鄉村里，終身為自己失去的幸福而痛哭。

陀思妥耶夫斯基患有癲癇症，嚴重的時候，他會在第一次發作後一個小時又重複一次，在已經甦醒過後，還會痛得大聲叫喊兩個多小時。而安娜對他悉心照顧，她在回憶錄中說:

「在知道他的經濟情況後，我對自己和他許下諾言一定要學會料理家務，我還笑着向他保證，要親自為他做他極愛吃的餡餅。」

《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婭回憶錄》

[俄] 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婭 著

倪亮 譯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9

對家務與其他瑣事的操持，讓安娜失去了很多自主創作的時間。每當家裡來客人（此處指她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住所），她就「必須從早到晚『款待』客人，給他們『解悶兒』」，這種連續不斷的周旋使她疲憊不堪。除此之外，她還需要料理家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焦慮或癲癇症發作的時候陪伴他，她就像是一個作家的「保姆」，照顧作家的衣食住行。

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此缺乏一定的反省意識，我們不得不看到，即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樣偉大的作家，在性別觀念上也有着時代的局限性。因為這種「付出」，安娜曾感慨道:

「（我）沒有時間從事我喜愛的工作，這對我來說是個很大的損失；我沮喪地想到，整整一個月里我沒有讀過一本書。」

有時候，他們也會因為性別議題吵起來。安娜對女性承受的苦難具有更高的共情能力，她常常為家庭主婦和底層女性的境遇而感到難過，這種難過不只是道德上的憐憫，也是因為同是女性和勞動婦女而擁有的感同身受。因為「婦女」一詞，安娜就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發生過爭論，而對於是否該同情俄國的女性虛無主義者，他們的觀點也並不一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性別觀念更加保守，他同情飽受苦難的婦女，但對投身革命事業的女性卻並不特別理解，他對於暴力革命和左翼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的牴觸，也讓他對尚處於萌芽狀態的女權主義運動不甚積極。

雖然，夫婦二人的性別觀念乃至政治觀念都並不一致，但他們仍相互扶持走過了14個年頭。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安娜都是他最深愛的人，他也是安娜心中上帝賜予的禮物。他們經常鬥嘴、磕磕絆絆，到頭來還是重歸於好、甜蜜如初。

安娜不但悉心處理家務，也跟丈夫一同籌措出版事業。在創作完長篇小說《群魔》後，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打算自產自銷，自己出版這本書。他委託安娜假扮客人，打聽不同出版商和印刷商的開銷、折扣等計劃，掌握與出版圖書有關的種種細節。在準備就緒後，夫婦二人自行購買紙張，安排印刷和裝訂，一口氣印了3500本《群魔》，為此還成立了一家出版公司。安娜日後在回憶錄中寫道：

「這是『我們合作出版活動的基石，即使在他過世以後，這個出版公司仍然維持了38年』。」

他們的嘗試大功告成，《群魔》首版3500本售罄，二人從中賺得4000盧布。當時的1盧布約等於今天的100元人民幣。

《群魔》手稿。/wiki

某種意義上，是安娜讓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專心寫作，而不必為家務等事情煩心。儘管安娜在家務上的付出是出於自願的心態，但這種自願的背後，也跟社會潛移默化對男性和女性分工的偏見有關。

「男主外，女主內」的敘事，在俄國也同樣流行，當我們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契訶夫、果戈里、屠格涅夫的文學奇蹟喝彩時，卻罕有在其中看到女性的面貌，女性往往以作家的妻子、作家的情人、作家的紅顏知己的面目出現，但那是一種男性作家中心本位的寫法，女性自己的創作、她們跟男人無關的那些生活部分，在男性中心本位的敘事裡被掩埋了。

所以當我們看到諸如安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樣的愛情神話時，不妨也可以換一個角度去想為什麼在十九世紀不乏作家妻子與情人的回憶，卻很少看到心無旁騖從事創作的女性。即便勇敢如勃朗特三姐妹，實際上也要面對社會偏見的困擾，並常常處於在父權森林中單槍匹馬的境地。

所以，安娜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愛情神話固然美好，但我卻希望在新的世代，這樣的神話能越來越少，因為它無論是出於多麼冠冕堂皇的辭令，本質上都是女性為男性事業所作出的犧牲，而整個社會在漫長的時期內一度把這個視為理所當然。一個女性可以自願選擇打拼事業或成為家庭主婦，但這不等於女性犧牲是一種理所當然，女性的奉獻也不是男性退出家務的合理豁免。

因此在今天，比起女性為男性作家奉獻的愛情敘事，我更樂於看到男性為女性創作者分擔事務；或者愛情與婚姻關係中，雙方對生活事務出於平等的協商與分工。畢竟，追求理想不是男人的特權，做家務也不是女人生來就有的責任，一個當代的愛情神話，不該使一方失去追求內心所愛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