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與「五四」的偶遇：「我們正目擊一個國家的誕生」

撰文|儲朝暉（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

「當巴黎作出了把山東讓與日本的決定後，中國被擊垮了。它在沮喪中變得極度悲觀和痛苦。」——杜威《中國的學生反抗》，《新共和國》第20期，1919年6月24日

（一）因偶遇五四運動，決定延長中國之行

一切似乎是安排好的，當時已經是美國著名哲學家和教育家的杜威，在與美國文化有很大差異的中國「偶遇」了五四運動。說「偶遇」是因為1919年初杜威和他的夫人愛麗絲·奇普曼赴東方旅行原本是一次消遣旅遊，當他們從舊金山準備啟程時，收到東京帝國大學邀請他到日本作講學的致電，他欣然答應後，又接受日本其他學術團體的邀請，增加了很多場次的講演。杜威到日本並沒把中國列在他遠東之行的計劃內，但他的中國學生胡適、陶行知急不可耐地發出邀請，陶孟和和郭秉文途經日本，登門代表江蘇省教育會、北京大學等5個學術教育團體向杜威發出正式邀請，才有了杜威的中國之行。

1919年5月3日，杜威到中國的第4天，他在江蘇省教育會作了第一場題為《平民主義的教育》的報告，千餘青年冒雨趕來，場內「聽者之眾，幾於無席可容」。次日，中國便發生了震驚世界的五四運動。身在上海的杜威，顯然沒有像當時對巴黎和會關注的中國人那樣及早得到五四運動的信息。

稍稍拉長時距看，杜威4月30日下午從上海下船踏上中國土地，5月1日在家書中說：「我在中國睡了一晚，但是現在還談不上什麼印象，因為中國還沒有映入我們的眼帘」。但他由掛一國牌照的車不能進入另一個區域敏銳觀察到上海租界的存在。杜威十分細緻地觀察中國的飲食男女，在5月4日的家書中依然只講到纏足女子和商場見聞，未提及五四運動。

約翰·杜威 (John Dewey，1859—1952） ，美國著名哲學家、教育家，實用主義哲學的創始人之一，功能心理學的先驅，美國進步主義教育運動的代表。他的思想涵蓋邏輯學、認識論、心理學、教育學、社會哲學、美術和宗教，主要教育學著作有：《我的教育信條》《學校和社會》《兒童與課程》《民主與教育》《明日之學校》《經驗與教育》和《人的問題》等。

5月5日，當時任職於北京大學的學生蔣夢麟，陪同杜威到蔣的家鄉浙江杭州遊覽、演講並任翻譯。5月7日，蔣夢麟中途接到一個石破天驚的消息，學生運動爆發了，他收到電報要求立即回京。可以確定的是，杜威此時知道了中國發生了五四運動，但尚不知曉這場運動的詳情。

一旦他得到第一份關於五四運動的信息，他就被迷住了。在5月12日的家書中，他開篇就說：「北京的風暴似乎現在已經平靜了，大臣們依舊把着官位，而學生們被釋放出來了。」接下來在信中不時穿插些運動的信息。事實上，他得出的「平靜了」的消息也不準確。北京學生運動的消息不斷傳到他的耳中，杜威夫婦急於北上。5月30日，杜威終於來到北京，目睹了學生上街遊行示威，抗議軍閥政府，也目睹了社會各界人士對學生的同情和支持，他十分震驚，並為那種聲勢浩大的學生運動所深深震撼。

美國攝影家詹布魯恩拍攝的五四運動示威者，他們手持「還我青島」「青島是中國的」「賣國奴曹汝霖」等標語走上街頭。

由於五四運動激起了他濃厚的興趣，他想留在中國看個究竟。他改變了1919年夏天回到美國的原定計劃，決定向哥倫比亞大學再請假一年，留在中國。

6月初是北京學生運動最高潮的時期，杜威親眼看到成百上千的學生在街頭演講，宣傳抵制日貨、挽回權利。6月5日，杜威在給女兒的信中說：「昨天晚上我們聽說，大約有一千名左右的學生在前天被捕了。北京大學已做了臨時『監獄』，法學院的房子已關滿了人，現在又開始關進理學院的房子。」同一天晚上，他又給女兒報告了一個最驚人的消息：「今天傍晚，我們從電話里知道，把守北京大學周圍的那些兵士，都撤走了；他們住的帳篷也都拆掉了。接着，在那裡面的學生們開了一個會，決議要質問政府能不能保證他們的言論自由。如果政府不能保證言論自由，他們就不離開那裡。因為他們是打算還要講話的，免得再度被捕又關進來。這些學生不肯離開這個『監獄』倒給政府很大的為難。」

杜威後來得悉政府這樣丟臉的屈服是因為上海的商人為抗議成千的學生被捕而在前天罷市了，他在信中說：「這是一個奇怪的國家。所謂『民國』，只是一個笑話。可是，在某些地方，又比我們更民主些。這裡有完全的社會平等，但婦女除外。議會，十足地是個虛晃的滑稽劇，但自動自發的輿論，現在這樣，卻有異常的影響力。」

1919年6月，在街頭演講的北京大學學生。

6月16日，杜威在家信中說3個「賣國賊」已經辭職，學生罷課已經停止了。6月20日，又告訴女兒：「我發現我上次把這裡學生們的第一次示威活動比作大學生們的起鬨鬧事，這是有欠公允的；整個事情看來是計劃得很周密的，並且比預計的還要提早結束，因為有一個政黨不久也要舉行遊行示威，學生們怕他們的運動（在同一時間內進行）會被誤認為被政黨利用，他們希望作為學生團體獨立行動。想一想我們國家十四歲以上的孩子，如果領導人們展開一場大清掃的政治改革運動，並使商人和各行各業的人感到羞愧而加入他們的隊伍，那可是難以想象的。這真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

7月2日，他在家信中寫道：「這裡的政治氣氛又緊張了。據說中國代表團沒有在和約上簽字。」兩天以後，他又寫道：「中國不簽和約，這件事所含的意義是什麼，你們是不會想象得到的。不簽約這件事是輿論的勝利，而且是一些青年男女學生們所掀起的輿論。」

在後來發表的《中國的學生反抗》等數篇文章中，杜威對五四運動做了堪稱全面、詳細的記述，其中，他直言「最糟的是大學已經變成了監獄，而許多軍隊圍着它搭起了帳篷，外面還張貼一張公告，說明這就是演講妨礙和平的學生的囚禁之地。這是不合法的，等於用軍隊查封一所大學，而後其他的團體就非對政府讓步不可。」

從杜威的家信和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對五四的觀感尚缺系統的背景，一些判斷事後又被他自己所否定。1919年12月，他發表在《亞洲》雜誌上的《中國人的國家情感》一文告訴西方人：五四運動是「中國國家感情存在與力量的突出證明，如果還有什麼地方的人對中國人愛國主義的力量和普及程度抱懷疑態度，那麼這種證明就是深切而且令人信服的教訓」。

作為一位哲學家，杜威對五四的關注不限於具體細節，而是以小見大，他說，「我們正好看到幾百名女學生從美國教會學校出發去求見大總統，要求他釋放那些因在街上演講而入獄的男學生。要說我們在中國的日子過得既興奮又多彩的確是相當公平，我們正目擊一個國家的誕生，但通常一個新國家的誕生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這些表達證實了他的關注程度和深度高到什麼地步，幾乎接近於外國駐中國的專業媒體記者。

1919年5月7日，五四運動中被拘留的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學生被釋放返校。

（二）著文、演說、會見：杜威與中國的互動

隨着觀察的深入，有意無意間，不知不覺中年屆六十的杜威深深陷入了中國的那場風雲際會中，成了廣義五四運動的參與者，並以獨特的身份和與眾不同的思想觀念與整個中國社會形成互動。

杜威參與互動的第一種方式就是在媒體上公開發文章，他先後寫了《中國的學生反抗》《學潮的結局》《中國政治中的新催化劑》等涉及五四運動的文章，還在家信中反覆講述五四相關的情形，其中《我們正目擊一個國家的誕生》《有些地方他們比我們更民主》《我們看到了中國活生生的一頁史實》《中國真正的覺醒》等直接講到五四運動，並給予較高的評價「你無法想象未簽署巴黎和約對中國有多重大的意義，這可說是屬於公眾輿論的勝利，也可說歸功於這些男女學生的推動，當中國能獨立做到這類的事情時，美國實在應該感到羞愧。」

杜威夫婦與學生參觀申報館合影留念。前排左起：史量才、杜威夫人、杜威；後排左起：胡適、蔣夢麟、陶行知、張作平

參與互動的第二種方式就是與各方面人士的交往。杜威後來回憶說，在中國的早期日子裡，最高興的一天是5月12日與孫中山先生的見面，當晚孫中山親赴滄州別墅拜訪杜威博士，並共進晚餐。在餐桌上兩人就「知行合一」的問題進行探討，孫中山認為中國傳統的「知易行難」使人們崇尚空談，知而不行，他反其道而行之，告訴杜威即將出一本證明「知難行易」的書，並徵求這位哲學家的意見。杜威聽完孫中山的闡述頗受觸動，支持孫中山的「知難行易」說，使孫中山感到十分欣慰。杜威得出在中國人中或許有爭議的結論，「前總統孫中山先生是一位哲學家」，杜威因得出孫中山是哲學家的判斷而淡化了他革命者的真實身份。這件事說明由於信息不對稱，杜威在這樣的互動中也可能產生誤判。無論如何，在杜威的回憶中：「那天傍晚，與前總統孫中山先生在一起感到很高興。」

《民主之為自由》（美）約翰·杜威著、劉放桐、陳亞軍主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12月

在杜威離開中國前一個月，紐約發行的《中國學生月刊》上刊文道：「杜威先生在中國的行程是非常成功的。從他抵達中國到現在，所到之處都受到熱烈的歡迎。一些銀行家和編輯經常去他的住處拜訪；一些教師和學生則集聚在他的教室里；一些社團競相接待他，聽他的講演；一些報紙競相翻譯並刊登他的最新言論。他的發言和講演被競相閱讀，他的傳記被精心撰寫。人們認真地評論他的哲學，並毫不費力地記住他的名字。」

有人將杜威思想在中國的傳播表述成一個梯級鏈式結構，首席代言人是胡適，還有他的學生陶行知、張伯苓、蔣夢麟、郭秉文、鄭曉滄、陳鶴琴、李建勛等人，還有一些並非他的學生的熱血青年，其中一個重要的代言人是毛澤東。毛澤東通過胡適受到杜威的很大影響。《西行漫記》中毛澤東在延安曾對斯諾講：「我非常敬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啓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由於受到胡適「少談些主義，多研究問題」主張的影響，毛澤東1920年從北京回到長沙後就組織了「問題研究會」，在毛澤東為研究會所擬定的首批亟待研究的「問題」中，就包括「杜威教育學說如何實施問題」。毛澤東在長沙創辦的「文化書社」所經銷的圖書中包括《杜威五大講演》《實驗主義》《現代教育的趨勢》《美國政治的發展》等多種杜威的著作。

1920年5月10日，江蘇省教育廳歡迎杜威夫婦（前排中立者）。

互動的最主要也是發生影響最大的方式當然還是講座。5月18日下午7時，杜威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演講《真正之愛國》，5月25日晚演講《共和國之精神》，各校學生聽講者3000餘人，從講題看就是對五四運動的直接回應。5月底杜威離開南京，前往北京、天津演講。自1919年4月30日從上海下船到中國，到1921年8月2日從青島登船由日本回美國，杜威除了作為北京大學的客座教授向高級班的學生直接用英語教學，還作了200餘次演講，足跡遍及中國當時22個省中的奉天（今遼寧）、直隸（今河北）、山西、山東、江蘇、浙江、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廣東11個省和北京、上海、天津3個城市，由於聽講者十分踴躍，杜威在「那些省城裡的講演都被安排在最大的會場裡，那是必要的」。「聽他講演的，不僅有學生和教師，而且還有其他知識階層的代表。這些地方的報紙，也充分報道了杜威的講演活動。在許多情況下，杜威所作的講演都由一位速記員記錄下來，然後發表在一些廣泛發行的小冊子上。」

當杜威來華的資助者和從前的學生在上海第一次見到他時，都希望他能在講演中推動中國教育現代化。實際上，杜威後來在中國各地講演的內容遠遠超出這個範圍，在以教育為主要內容的情況下，杜威在中國演講的主題有：民主政治；科學的實驗主義方法；基於民主政治的哲學和教育，以上三個主題組成一個三角形，不僅與五四的主題深度切合，藉助當時全國各地報紙對杜威的訪問和講演活動所做的充分報道，成為很多人參與運動新的校準和推動力。

《民主與教育》（美）約翰·杜威著，薛絢譯，譯林出版社，2012年11月

（三）從傳統到現代：杜威與五四的深層互動

杜威與「五四」的深層互動顯然在文化方面。1915年就開始興起的新文化運動，是五四運動爆發的思想條件，也是推進中國現代化的啟動器。新文化運動的主題是民主和科學，五四運動也以此為主題，但前者是文化運動，後者發展成了暴力事件。

與當時眾多中國人與儒家傳統激烈對立，高喊「打倒孔家店」不同，杜威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理性地批判。杜威總想通過不同的角度不厭其煩地告訴中國人，現代文明的精髓在於精神文化。他還毫不客氣地指出了傳統中國文化的痼疾所在，為中國人表現出來的對國家問題的冷漠而震驚。在上海時，他問一個中國人對日本占領「滿洲」的看法，後者神色自若地答道：「哦，那是滿洲人的事兒。」他有一天從清華大學回到住處，看到一個行人被馬車撞翻在街道上，受傷很重，但行人卻不予理睬，最後還是一群外國人把傷者送到醫院。這件事使杜威覺得中國人的冷漠是否屬於一個民族心理習慣的問題，後來他判定問題在於中國人的保守，在於他們對自然、對土地的依賴超出了對國家的關心。

杜威與弟子胡適。

1919年8月他和胡適等人到山西，在《學問的新問題》的講演中說：人們必須要把握時代的變化，用科學的態度和方法去解剖不合時宜的傳統文化，看清文明的真義。為了使中國人更好地認識到自己的保守習慣，使新文化運動履行自己的使命，杜威還分析了中國保守主義的思想根源。他在《中國人的生活哲學》一文指出，保守是促使中國國力羸弱的主要原因。而其緣起，則要追溯到老子與孔子哲學。他對孔子等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家和道家抱溫和的態度，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他接近於道家的處世哲學。

1919年10月19日晚，教育部、北京大學、尚志學會、新學會等在中山公園今雨軒為杜威舉行六十歲晚餐會。由於這年杜威的生日恰與中國農曆所記孔子紀念日在同一天，蔡元培代表北京大學所做的祝詞中稱：「我所最先感想的，就是博士與孔子同一生日……博士的哲學，用19世紀的科學作根據，用孔德的實證哲學、達爾文的進化論、詹美士的實用主義遞演而成的，我們敢認為是西洋新文明的代表。」他還說：「我覺得孔子的理想與杜威的學說很有相同的點。這就是東西文明要媒合的證據了。但媒合的方法，必先要領得西洋科學的精神，然後用它來整理中國的舊學說，才能發生一種新義。」並將兩人的思想作了比較，在列舉二人因材施教等相同之處的同時也指出相異道：孔子尊王，杜威博士提倡平民主義；孔子說女難養，杜威說男女平權；孔子述而不作，杜威倡導創造。一年之後，1920年10月17日，北京大學舉行典禮授予杜威名譽博士學位，蔡元培稱杜威為「西方的孔子」，杜威本人對此沒有反感，反而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杜威認真地體驗古老中國的習俗，由衷敬佩中國民眾創建共和的巨大熱情，並在《新共和》與《亞細亞》兩本雜誌上發表幾十篇文章，內容主要為向西方介紹中國，並在某種程度上有為中國辯護的意味。1920年，杜威寫了《中國的新文化》一文，他一方面大力宣揚「新文化運動為中國未來的希望打下了最為堅實的基礎」，另一方面則試圖讓中國人相信，只要改變傳統的思維方式，那麼政治、經濟、軍事、技術等的改革也將隨之水到渠成。

他要求人類認識自己生活的「集體化時代」，「舊的個人主義已經破產了」，需要「創造一種新的個人主義」。1920年初，杜威在天津學生聯合會講解《真的與假的個人主義》時闡明：為我主義是假的個人主義，個性主義是真的個人主義，真的個人主義具有獨立的思想、個人對於自己的思想信仰要負完全責任。

有人認為正是杜威輕視主義，重視問題，很科學而無信仰，世俗而唯物，深獲中國（文）人之心，為後來反宗教信仰的唯物主義、極權主義的勝利鋪平了道路，引發1922-1927年持續五年的「非基督教運動」，帶來中國思想的大轉型。如此歸因顯得證據不足，一方面，杜威所倡導的男女平等、種族平等、不同信仰平等，文化多元，政教相對分離，在不傷及共存的前提下儘量擴大人的自由，最大限度避免暴力使用，這些是500年來人類的進步大趨勢，大潮流。

杜威在中國。

杜威所倡導的用科學的實驗方法去推進社會變革是實現民主的基礎。他認為：「從理論上說，民主方法就是通過公開討論來進行說服……用討論的方法替代壓制的方法的意志表現。」因此他反對暴力革命，理由是暴力的手段只能帶來暴力的結果。他看到中國公共集會的場所少，並在《德莫克拉西的真義》一文中坦率地表示「這是一個大缺點。」並告訴聽講的學生：「你們以各人的知識，一點一點去改革，將來一定可以做到吾們理想中的大改造。」

在這點上，1920年由蘇聯到中國北京大學做客座教授兩年的羅素與杜威有相同判斷，他感受到中國人有非常普遍的痛苦與仇恨，根本原因在於外寇入侵和貧富差距太大，他在後來的《遠東問題》中預言：「中國人會在很短時間內放棄一切傳統價值走向極端暴力式的革命，中國會因為極端暴力式的革命而衍生非常暴烈文化。」再經過一段時間後，「中國人會認識到暴力不能給他們帶來幸福與和平，中國人會在經過一段時間後重新將儒家思想和西方文明結合，創造人類歷史上另一次很偉大的文明。」

杜威曾與羅素在湖南督軍譚延闓家共進晚餐，在湖南工會發表演說時他說，希望中國的僱主和勞工之雙方進步與進化，不蹈階級戰爭之覆轍。資本家對於勞工，互相提攜，以增進其幸福。杜威重視藍領階級利益和教養，但他不鼓動藍領階級去掀翻整個舊世界。他認為平民主義政治的兩大條件是：一個社會的利益須由這個社會的所有成員共同享受；個人與個人、團體與團體之間，須有圓滿的自由的交互影響。

美國杜威學校里的學生們。

杜威主張平民主義的教育須有兩大條件：須養成智能的個性(Intellectual　individuality)；須養成共同活動的觀念和習慣(co－operationinactivity)。就是要有獨立思想，獨立觀察，獨立判斷的能力。使青年人能用他自己的頭腦把由經驗得來的想法一個個實地驗證，對於一切制度習俗都能存疑問的態度，不要把耳朵當眼睛，不要把人家的思想糊裡糊塗認作自己的思想。「共同活動」就是對於社會事業和公眾關係的興趣，要使人人都有一種通力合作的天性，對於社會的生活有濃厚的興趣，否定了把一部分社會成員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就能造成社會飛躍的進步邏輯。

1921年7月11日，杜威一行離開北京赴山東訪問。7月18—23日在濟南講演後，7月25日—8月1日游泰山、謁孔廟、遊覽青島，於1921年8月2日偕夫人和女兒一起離開青島取道日本回國。離開中國前謁孔廟，也許是接待方的安排，但至少說明杜威是同意的。

上述事實表明，如果當時中國五四運動的眾多發起者存有杜威那樣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新文化運動將朝着理性、溫和的方向發展，五四運動根本就不可能發生，也不會有後來非基督教運動中的暴力事件發生。而現實中的眾多中國人就如杜威所言，他們在「沮喪中變得極度悲觀和痛苦」，從而引發了改變新文化運動方向的五四運動。

（四）一切基於信仰的絕對真理都應該受到質疑

回首一百年前的五四運動產生的影響，它對教育的影響延續得最為穩定，這些影響中包含了杜威所發揮的作用。

杜威主張用科學和實驗的方法解決社會和人生的問題。他認為「實驗的方法，是保障世間人類幸福的唯一的保障。」「使人生的行為，受知識支配，不要做無意識的盲從」。跟盧梭與馬克思一樣，杜威認為一切基於信仰的絕對真理都應該受到質疑。這點給社會帶來巨大的改變，也引發人們的諸多爭議，因為依靠科學實驗產生的理性來了，就意味着上帝死了，人類的精神家園在何處？18-19世紀科學的巨大成功使科學和理性成為許多人的宗教。唯物論和理性崇拜是一大批優秀科學家、思想家的共同特點，並非僅僅杜威少數人。

《中國心靈的轉化: 杜威論中國》（美）約翰·杜威著，劉放桐、陳亞軍主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12月

接下來的問題是，教育是建立在宗教主義所堅守的不變人性的信念基礎之上，認為人是觀念與信仰的動物；還是建立在尊從人的天性的信念基礎之上。受達爾文和馬克思的影響，杜威主張兒童中心，注重生活在教育中的作用。他呼籲在學校中進行一次「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活動「哥白尼式革命」，在學校中應將中心從教師轉向學生。與那種類似馬戲團訓練動物的傳統教育方式戰鬥，強烈反對填鴨式灌輸知識的學校教育，代之以鼓勵發展學生的「思考技巧」和獨立性。要追求生長和成長（growth）。

所以，在教育上，杜威主張公共教育是政府的責任，要確保機會平等；教育的目的有個人組成的社會決定，讓學生成為主動、活潑、獨立、有創造力和判斷力的人；在共同生活中養成協作和服務的精神與能力，做一個能與他人合作並參與共同治理社會的人。杜威認為：「中國的保守主義既非本土的，也非自然出現的，它主要是一個呆板的死記硬背的教育體制的產物，這種教育植根於用一種僵死的語言作為教學手段。」

一個夏日的午後，杜威、胡適、蔣夢麟三人在北平西山看到一個屎殼郎在奮力推泥團，屢敗屢戰，胡適和蔣夢麟都稱讚屎殼郎有恆心和毅力。杜威卻說，它的毅力固然可嘉，它的愚蠢卻實在可憐。因為按照杜威提出的實驗主義反省「五步思維法」，屢屢失敗的屎殼郎應該停下來想一想自己需要解決的問題，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杜威1921年離開中國，他參與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等機構制定的《學制改革案》，1922年11月1日以大總統的名義頒布，史稱「壬戌學制」，標誌了中國現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其中強調了體現杜威教育觀念的七條原則：適應社會進化之需要，發揮平民教育精神，謀個性之發展，注意國民經濟力 ，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於普及，多留各地方伸縮餘地。新學制第四條規定：「兒童是教育的中心。兒童個性的發展，在創立學制時，應予以特別注意。嗣後，中等和高等學校，必須實行選科制。所有的小學，編級與升級必須實行彈性制。」1923年的新小學課程和1929年的修正課程也都是着重於「兒童是學校中心」這個觀點，都反映出杜威的教育哲學對於中國教育的影響。新學制和新課程的基本框架一直沿用至今。

1928年6月，杜威登上美國《時代》雜誌封面。

杜威對中國的新文化運動產生了催化的作用，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不僅僅停留在書本、文章和各種爭論上，最終演化成了一場由文化深入到了各個層級的民智啟蒙。

中國之行也給杜威的人生產生深刻影響，杜威在1920年1月13日給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主任科斯的信中寫道：「這是我一生中所做過的最有趣的和在智力上最有用的事情。」他的女兒簡·杜威1939年在《杜威傳》中說：「不管杜威對中國的影響如何，杜威在中國的訪問對他自己也具有深刻的和持久的影響。杜威不僅對同他密切交往過的那些學者，而且對中國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由衷的敬佩。中國仍然是杜威所深切關心的國家，僅次於他自己的國家。……對他的學術上的熱情起了復興的作用」。

胡適當年送別杜威時說：「我敢預定：杜威先生雖去，他的影響仍舊永永存在，將來還要開更燦爛的花，結更豐盛的果！」

撰文 儲朝暉

編輯 徐偉

校對 翟永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