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詞話》在我國小說史上是一部里程碑性質的作品，因為它顯示出現實主義在我國小說創作中的進一步發展，標誌着我國小說史的一個新階段的開始。
（一）
作為現實主義在我國小說領域中的進一步發展，首先，《金瓶梅詞話》對社會現實作了清醒的、富於時代特徵的描繪。
關於《金瓶梅詞話》的作者和成書年代，有種種不同的說法。
黃霖同志的《<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載《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83年第3期）考證出書中的《祭頭巾文》為明代後期暑隆作。
又，明代顧起元《客座贅語》記載：飲宴時唱南曲為萬曆以後之事，其前皆用北曲。
而《金瓶梅詞話》所寫的大筵席，如西門慶宴請蔡狀元（三十六），西門慶宴請宋巡按（四十九回），分別用「蘇州戲子」、「海鹽子弟」演戲，顯為萬曆時的習俗。
所以，此書當寫成於萬曆時期。
作品所敘，雖假託為宋代的故事，但其反映的，實為明代後期的社會現實。
讀者從《金瓶梅詞話》中可以看到：
當時政治的黑暗和腐朽已經達到了極點。作品的男主人公西門慶的經歷，就是在這種特定環境裡的典型事件。
玉茗堂本《金瓶梅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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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門慶是個開生藥鋪的浮浪子弟，憑藉錢財，勾結官府，用毒藥害死武大，娶了他的妻子潘金蓮為妾。
官府明知西門慶的罪行，不但不予懲辦，反而將那個想為武大報仇的武松刺配遠惡軍州。
後來，他的靠山楊提督倒台了，他本應拿問，卻因送了太師蔡京的兒子蔡攸五百石白米、右相李邦彥「五百兩金銀」就安然無事，繼續作惡：
先是為娶李瓶兒，陷害了醫生蔣竹山；又為霸占宋蕙蓮，陷害來旺，迫使蕙蓮自縊而死；蕙蓮的父親宋仁想為女兒報仇，又被西門慶勾結官府害死。
接着，因送了蔡京一分重禮，這個素無一官半職的白身人突然被任為「金吾衛左千戶，居五品大夫之職」，成為「本處提刑所理刑」（三十回）。
於是，他一面加緊與蔡京的管家翟謙勾結，認為親家；一面利用其提刑官的職務，作威作福，貪贓枉法，僅賣放殺人兇犯苗青一事，就得贓銀五百兩。
他的這種行為雖遭到巡按御史曾孝序的彈劾，但由於翟謙、蔡京的包庇，結果是曾孝序倒霉，最後被「竄於嶺表」（四十九回），西門慶卻絲毫無損。
不久，他又送重禮與蔡京，成了蔡京的乾兒子，在地方上更是炙手可熱。
在這過程中，他通過送禮行賄等手段，跟蔡狀元、安主事、宋巡按等來往甚密，倚仗他們的勢力，兼為鹽商，還偷漏稅金，大肆販運，開起了綢緞鋪等，生意越做越興旺。
蔡京又為他冒功，升了正千戶。由於他跟蔡京的關係和雄厚的財力，地方大僚諸如知府、都監等都要仰承他的鼻息，依靠他的門路來升官。
正在他十分興頭的時候，因縱慾過度，得病身死，結束了罪惡的一生。
西門慶如此作惡多端，何以卻能一帆風順，步步高升？原因在於：當時的統治集團從上到下都爛透了。
國家本來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封建社會的法律以及其他各項制度都是為了維護地主階級的統治，其政權機關的各級人員也都應該為此而努力。
然而，到了封建社會末期，隨着地主階級的腐朽沒落，統治集團的成員已經把滿足個人的私慾放在首位，他們可以為此而踐踏原來用來保護本階級利益的法律和別的制度，打擊本階級中堅持這些東西的成員，即使因此而危害本階級的統治也在所不計。
所以，不但對人民的榨取和迫害更加殘酷，連統治階級內部也已無是非曲直可言。
從《金瓶梅詞話》的具體描寫來看，西門慶所處的正是這樣一個時代。
皇帝只求滿足私慾，根本不顧天下安危。他建造艮獄，運花石綱，弄得「官吏倒懸，民不聊生」，「公私困極，莫此為甚」（六十五回），但他卻因自己的這一欲望得到滿足而「朕心加悅」，對於順應其私慾的官僚大加封贈（七十回）。
太師蔡京是個見錢眼開、什麼都幹得出來的人，第三十回寫西門慶派來保、吳主管給蔡京送禮，就很深刻地表現出這一點：
翟謙先把壽禮揭帖，呈遞與太師觀看。來保與吳主管各捧獻禮物，但見：黃烘烘金壺玉盞，白晃晃減靸仙人，良工製造費工夫，巧匠鑽鑿人罕見。
錦繡蟒衣，五彩奪目，商京紵緞，金碧交輝。湯羊美酒，盡貼封皮；異果時新，高堆盤榼。如何不喜？……
太師因問來保道：「禮物我固收了，屢次承你主人費心，無物可伸，如何是好？你主人身上可有甚官役？」
來保道：「小的主人一介鄉民， 有何官役？」太師道：「既無官役，昨日朝廷欽賜了我幾張空名告身劄付，我安你主人在你那山東提刑所做個理刑副千戶，……」
……（又）問來保道：「你二人替我進獻生辰禮物，多有辛苦。」
……換堂候官取過一張劄付，（對吳主管說）：「我安你在本處清河縣做個驛丞，倒也去的。」
....又取過一張劄付來，把來保名字填寫山東鄆王府，做了一名校尉。
作為對西門慶屢次贈送厚禮的答謝，蔡京不但把「一介鄉民」西門慶一下子封為執掌一省刑獄的理刑官，而且把送禮來的西門慶奴才也封了官。
什麼綱常法紀，在他眼裡一文不值！
他這樣做的結果，當然是西門慶的禮越送越重。至五十五回蔡京做壽，西門慶送的禮物，就有黃金二百兩、明珠十顆、玉杯犀杯各十對、赤金攢花爵杯八隻以及其他的許多貴重東西。
人物繪畫 · 蔡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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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別的官僚，跟蔡京也是一丘之貂。
他們對於廣有財產、又跟蔡哀關係密切的西門慶，勾結、奉承還來不及，哪裡會跟他作對？
曾孝序為了維護封建綱紀而毅然彈劾西門慶，結果自找倒霉。既然如此，心狠手辣又慷慨地向官僚們饋送財物的西門慶，又怎會不無往而不利呢？
所以，《金瓶梅詞話》是把西門慶的經歷放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下來描寫的，它深刻地顯示出：
西門慶的飛黃騰達並不是個別的、偶然的現象，而是當時政治環境的必然產物。
尤其有意思的是：據七十八、八十七回所寫，當地的一個想跟西門慶合作的富戶張二官，在西門慶死後，立即採取跟西門慶同樣的行賄手法，頂了西門慶的缺，做了提刑官；
西門慶原擬利用其跟官府的關係包攬為朝廷購古器的買賣，已被張二官包攬去了；
圍繞在西門慶身邊的幫閒已追隨在張二官身後；連西門慶的小老婆李嬌兒都成了張二官的妾。
換言之，一個跟西門慶類似的人物已經繼承了他的事業。在那個時代里，西門慶是死不絕的，西門慶式的罪行既不會停止，也不會間斷。
應該說，在《金瓶梅詞話》以前或同時的我國小說中，沒有一部能夠象它那樣深切地揭示社會的黑暗，政治的腐敗。
就元明兩代的著名小說來看，《三國志通俗演義》雖有若干處涉及人民的苦難，但那是在動亂時期發生的，並不能代表封建社會的一般情況；
《封神演義》雖也揭露了紂王的殘暴和昏亂，但同時又歌頌了周文王、武王的仁德，而且最後是周取代了殷，所以它並不是對於社會的批判；
《西遊記》是神鷹小說，更屬於別一範疇；在這方面唯一可資比較的，只有《水滸傳》。
《水滸傳》裡被害死而又毫無抵償的，其實僅林沖娘子一人。
宋江、盧俊義雖被害死，但死後成了神，皇帝義為他們建廟，四時享受祭祀，實在不能算是怎麼不奉（今天看來。死後成神云云當然只是鬼話，但在那個迷信盛行的時代，這卻是頗可安慰的結局）。
除此以外，如解珍、解寶之被毛太公陷害，宋江、花榮之被劉高陷害，柴進之被高廉陷害等等，其結局全都是被害者安然無恙，害人者遭受惡報，正義伸張，人心大快。
自然，這是歌頌反抗，應該肯定。但另一方面，人們也不能不有點懷疑：在那樣黑暗的社會、殘酷的統治下，正義能這樣頻繁地得到伸張，社會的蟊賊能如此經常地被殲除，善良的人們多數都能得到若是美滿之反抗結果嗎？
王國維氏在《<紅樓夢>評論》中說：「吾國之文學，以挾樂天的精神故，往往說詩歌的正義，善人必令其終，而惡人必罹其罰：此亦吾國戲曲、小說之特質也。」
《水滸傳》雖沒有完全體現這種「樂天的精神」，但卻不可否認地受有它的影響，給那個暗黑的現實塗上了若干理想的色彩。
說得明白一些，在對現實的揭露上，《水滸傳》並不是充分現實主義的。
在《金瓶梅詞話》中，我們卻看到了許多無告的沉冤、難雪的不平：
武大被毒死了，首犯西門慶卻逍遙法外，雖英雄如武松，也只不過殺死了兩個從犯——王婆與潘金蓮；
宋蕙蓮被害死了，她的父親想給她報仇，於是也被迫害而死；
苗員外慘遭殺害，主犯苗青卻因此成了富豪；
馮淮被孫文相等打成重傷身死，但兇犯只出了十兩燒埋銀完事（六十七回），來旺被西門慶霸占了妻子，自己還遭受酷刑，押回原籍，……所有這一切，都使人深深感到那個社會的暗無天日。
尤其令人感到壓抑的是：這個作惡多端的西門慶，卻在榮華富貴中度過了一生，享盡了福，沒有受到任何懲罰。
雖然死時只有三十三歲，但那是因他縱慾過度，也即享受了過多的獸性的快樂，而並非「惡有惡報」的慘死。
而且，他連在陰間也沒有受到什麼報應。在作品的最後一回，寫他的鬼魂跟武大等人的鬼魂一起去投胎，同時說明他來世依舊做富戶，被他害死的那些人也不會再對他報復，因為普靜禪師已經告誠過這些鬼魂：「汝當各托生，再勿將冤結」、「改頭換面輪迴去，來世機緣莫再攀。」（一百回）
王國維氏所謂「詩歌的正義」，在這裡連影子都找不到了，人們所看到的，只是封建社會裡常見的、能夠反映本質的現象：
兇狠殘忍的剝削者、壓迫者終身受用不盡，善良的人們一輩子在苦難中煎熬、悲慘地死亡。
從這點來說，《金瓶梅詞話》所顯示的，乃是中國小說史上第一次出現的、並未塗上理想色彩的、壓得人喘不過氣來的真實。
這也就意味着：在中國小說領域中，現實主義向前跨進了一步。
萬曆本《金瓶梅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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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必須指出，這種真實是打着作者所處的那個特定時代的鮮明烙印的。
此書的寫成，距離明末的農民大起義至多五六十年。而且自嘉靖、隆慶時期以來，中小規模的農民起義時有發生。
《金瓶梅詞話》雖以暴露統治階級的罪惡為主，但也寫到了宋江率領的農民起義隊伍，並明白交代了武松在殺死潘金蓮、王婆後的去向：參加農民軍。
讀者從中可以看出：遭受種種宰割的人民，同時也在反抗。
至於反抗的規模不大，效果不突出，那是由於在作者所處的時代里人民的反抗原只達到這樣的水平。
另一方面，萬曆時期已經有了資本主義的萌芽，也就是說：市民的實力在增長。
而《金瓶梅詞話》裡的西門慶，就其出身來說，正屬於市民（當然是市民的上層）。
第三回介紹西門慶說：「原是清河縣一個破落戶財主，就縣前開着個生藥鋪。」「近來發跡有錢，專在縣裡管理公事，與人把攬，說事過錢，交通官吏」。
可見其把攬衙門公事，乃在「發跡有錢」之後。換言之，他並不是依靠把持官府而發跡有錢的。
第七回又說他「在縣前開着個大生藥鋪，又放官吏債」；更可見其所以能把攬公事、交通官吏，乃是「放官吏債」之故。
而其所以能有錢「放官吏債」，當是依靠其所開的生藥鋪。而且，在他做官以後，雖也貪贓枉法，其生活的主要來源還是商業收入。
第三十回他對應伯爵說：「咱家做着些薄生意了，料着也過了日，那裡希罕他這樣錢（指行賄的錢——引者）？」
這雖近於自誇，但他主要不是靠贓款過日，也是事實。
總之，他是以市民的身分，靠經商致富，再以此為憑藉，在政治上取得顯赫地位的。
他之與封建統治集團狼狽為奸，說明當時的市民階層還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力量；而他之得以爬上這樣的政治地位，又反映出當時的封建統治集團已不得不降尊紆貴，尋求市民中上層人物的助力，也就是反映了封建統治階級力量的削弱和市民階層的逐步壯大。
由此看來，《金瓶梅詞話》雖然顯示了當時政治的黑暗、腐敗，人民的深重苦難，但絕不意味着這種現實是不可改變的，因為，那將要導致變革的因素——農民起義的星星之火和市民階層的興起——也同時出現於作品之中。
自然，由於歷史的局限，作者和當時的讀者都沒有意識到這二者的重要性，從而作者未曾對此加以闡發，但我們並不能因此而說作者誇大了黑暗勢力和抹煞了變革現實的力量。
倒是應該說：《金瓶梅詞話》對社會現實作了清醒的揭露和富於時代特徵的描繪。
《金瓶梅》連環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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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同恩格斯所指出的：「現實主義的意思是，除細節的真實外，還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
作為現實主義在我國小說領域中的進一步發展，《金瓶梅詞話》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功。
在《金瓶梅詞話》以前的我國古代小說中，最以寫人物擅場的是《水滸傳》（百回本《西遊記》的成書年代是否在（《金瓶梅詞話》之前，難以斷言，姑不置論）。
金聖歎甚至說：「《水滸傳》寫一百八個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樣。」（《讀第五才子書法》）
雖不盡然，但其主要人物卻確實各有性格。較之《水滸》，《金瓶梅詞話》又有了新的特點和成就。
我國的通俗小說是從民間的「說話」發展而來。所謂「話」，即故事之意。它首先是以故事情節來吸引人的。
相形之下，對於人物性格的描寫就成了次要的事，在作品中沒有獨立的地位和價值。
即使是《水滸傳》，也只是在那些根據情節需要而設計的事件中注意人物性格的描寫，卻沒有僅僅為了顯示人物性格而對情節發展並無多大意義的事件，這說明作者的主要着眼點還在於情節。
例如，該書第三回寫魯達和史進同去酒樓，路上遇見李忠在使槍棒賣膏藥，魯達要李忠一起去喝酒，李忠想等膏藥賣完了再去，魯達就把圍着李忠看熱鬧的人都趕跑，使李忠沒了主顧，只得馬上跟他們走。
及至到了酒樓上，因周濟金翠蓮，魯達向李忠借錢，李忠拿出二兩來銀子，魯達嫌少，「把這二兩銀子丟還了李忠」。這都很能表現魯達的性格。
但作者之設計魯達跟李忠見面的事件，其目的卻不僅在此。其後，魯智深打周通，周通請李忠來報仇，李忠因與智深是舊日相識的朋友，遂和平解決了此一爭端。
若沒有第三回魯達與李忠見面的一幕，打周通以後的情節就不可能成為現在這種樣子了。可見這一幕乃是為後來的情節發展準備條件的。
但在《金瓶梅詞話》中，卻有不少僅僅為了顯示人物性格而對情節發展並無什麼意義的事件，說明作者的主要着眼點已在於人物的性格描寫而不在故事情節了。
這在我國小說史上是一個極為重要的進步。
例如，《金瓶梅詞話》第八回，寫潘金蓮因等西門慶不來，拿迎兒來出氣：
……於是不由分說，把這小妮子跣剝去了身上衣服，拿馬鞭子下手打了二三十下，打的妮子殺豬也似叫。
……打了一回，穿上小衣，放起他來，吩咐在旁打扇。打了一回扇，口中說道：「賊淫婦，你舒過臉來，等我掐你這臉皮兩下子。」
那迎兒真箇舒着臉，被婦人尖指甲掐了兩道血口子，才饒了他。
這個事件，對作品的情節發展毫無影響，但卻深刻顯示了潘金蓮的兇殘、暴戾。
當然，在這以前，潘金蓮已經毒死了武大，其狠毒的一面已經暴露出來，但那還可說是由婚姻不如意所造成，跟虐待迎兒的性質有所不同。所以，為了充分揭示潘金蓮的殘忍，此等描寫是不可或缺的。
此外如五十四回寫西門慶與應伯爵等游郊園，五十七回寫道長老募緣，西門慶施銀五百兩，等等，也都很能表現人物性格，但對整部作品的情節發展來說，卻都並無意義。
總之，在《金瓶梅詞話》之前的我國古代小說，以情節為主，力爭故事的曲折離奇、引人入勝，《金瓶梅詞話》則以描寫人物為主，故事情節也轉為平淡無奇。
從這點來說，《金瓶梅詞話》在我國古代小說中開闢了一個新的方向，《儒林外史》和《紅樓夢》乃是它的後繼。
《石頭記》的脂評說它「深得《金瓶》壺奧」（甲戌木十三回第五頁眉批），實非無見。
那麼，《金瓶梅詞話》的這種新的創作原則帶來了什麼結果呢？簡言之，是作品中的人物性格趨於複雜化，從而更為真實、生動和豐滿。
在《金瓶梅詞話》以前，即使是像《水滸》這樣的優秀作品，其人物性格也是單一的：
在壞人身上，除了惡德以外沒有別的東西，在好人身上，縱有缺點，都無損於其作為好人的基本品質，如魯達的性急、好酒等等，在某種意義上正是草莽英雄的本色。
但實際生活當然並不如此簡單。在階級社會裡，統治的思想就是統治階級的思想。
雖是勞動人民中的英雄人物，也難免或多或少地染上剝削階級的壞思想、壞作風，何況古代小說中的所謂好人，許多都是剝削階級中的人物，豈能如此單純、完美？
至於所謂壞人，也都有其發展過程，其思想感情中也不會毫無矛盾，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矛盾存在於一切過程中」。
因此，這種單一的人物性格至少是不完整的，有時甚至可說是沒有說服力的、不真實的。而《金瓶梅詞話》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卻都克服了這樣的缺點。讓我們舉幾個例子。
這部作品裡的第一主角應該說是西門慶。
他自私、狠毒、貪焚、好色，這是每個讀過《金瓶梅詞話》的人都留有深刻印象的。但這些惡德的表現形式極為複雜，有時看起來甚至像是與此相反的東西。
以他跟李瓶兒的關係來說，他先奸騙了李瓶兒，又得了李瓶兒的許多錢財，本已跟李瓶兒約好，「（五月）二十四日行禮，出月初四日准娶」（第十七回），後因其所投靠的楊提督倒台，他怕連累，在家避禍不出，對李瓶兒卻連個信都不給。
到了約定行禮之日，李瓶兒派人送頭面來，他不見來人，只叫小廝對那人說：「教你上覆二娘（李瓶兒），再待幾日兒，我爹出來往二娘那裡說話。」（同上）
但卻根本不把李瓶兒放在心上，不但到了原定迎娶的六月初四日仍然不理不睬，甚至在他知道自已已經平安無事之後，也不立即跟李瓶兒聯繫。
等到得知李瓶兒因他沒有消息，染病將死，經蔣竹山治癒，已與竹山成婚，他不但不為自己對李瓶兒不負責任、害得她差點死去而內疚，卻對瓶兒十分痛恨，用計陷害了蔣竹山，使李瓶兒成為他的第六個妾。
戴敦邦繪 · 李瓶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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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瓶兒一進門，他又故意在精神上加以折磨，迫使李瓶兒上吊。
救活後，他還把瓶兒毒罵一頓，並用馬鞭抽打，瓶兒苦苦哀求才罷。在這些地方，充分顯示了他的自私與狠毒。
但到第二天，李瓶兒給他看了她所帶來的許多金銀財寶，他對李瓶兒就變得言聽計從了，以致潘金蓮取笑他說：「使的你狗油嘴裡推磨，不怕你不走」（二十回）。這就暴露了他的貪婪本性。
第二年，李瓶兒給他生了個兒子，他對瓶兒更加寵愛了，但實際上不過把李瓶兒作為洩慾的工具。
即使在李瓶兒的經期，他也要滿足自己的獸慾（見第五十回）。李瓶兒就是被他和潘金蓮共同害死的。
第六十一回通過良醫何老人交代李瓶兒得病致死的原因說：「這位娘子乃是精沖了血管起來（的病），然後着了氣惱。氣與血相搏則血如崩。……」
「氣惱」是潘金蓮給她受的，作為起病主因的「精沖了血管」，則是西門慶的罪行。這又顯示了他的自私與好色。
然而，李瓶兒臨終和死去之時，西門慶卻表現了真誠的悲痛之情。瓶兒將死時，潘道士曾囑咐西門慶：「今晚官人切忌不可往病人房裡去，恐禍及汝身。慎之，慎之！」
但西門慶還是進瓶兒房裡去了，他想的是：「法官戒我休往房裡去，我怎坐忍得！寧可我死了也罷，須得廝守着，和他說句話兒。」
及至李瓶兒一死，他不顧污穢，不怕傳染，抱着她，臉貼着臉哭：「寧可教我西門慶死了罷，我也不久活於世了，平白活着做什麼！」（六十二回）拿出許多銀子來給她辦喪事。
還在李瓶兒房中伴靈宿歇，於李瓶兒靈床對面搭鋪睡眠。然而，這種悲痛的感情和驚人的慷慨是建築在什麼基礎上的呢？
深知西門慶心腹的玳安說得好：
「俺爹（西門慶）饒使了這些錢（指李瓶兒的喪葬費用），還使不着俺爹的哩。俺六娘（李瓶兒）嫁俺爹，瞞不過你老人家，不知道該帶了多少帶頭來。
別人不知道，我知道。把銀子休說，只光金珠玩好、玉帶絛環狄髻、值錢寶石還不知有多少。為甚俺爹心裡疼？不是疼人，是疼錢。」（六十四回）
西門慶的悲痛感情，其實是李瓶兒用巨額財富買來的；他慷慨地為李瓶兒使錢，是因為李瓶兒給了他更多的錢。
而尤其有意思的是：他為李瓶兒伴靈還不到「三夜兩夜」，就在李瓶兒靈床對面的床鋪上，姦污了奶子如意兒，
不但進一步暴露了他的好色，而且充分顯示了他對李瓶兒的所謂深厚感情不過是一時衝動，那種「我也不久活於世了，平白活着做什麼」之類的哭喊，只是自欺欺人而已。
要之，在跟李瓶兒的關係上，同樣表現了西門慶的自私、狠毒、貪婪、好色。這並不意味着西門慶對李瓶兒沒有感情；恰恰相反，這種感情有時甚至到了貌似忘我的地步，但歸根到底是自私、狠毒、貪婪、好色者的感情。
正因西門慶的形象是這樣塑造出來的，所以，這個形象並不是惡德的圖解，而是一個在靈魂中滲透了惡德的、具有複雜思想感情（其中包含着某些與這些惡德矛盾的思想感情）的活生生的人。
作有女主角之一的李瓶兒，可以說是善良到多少有些懦強的、富於同情心的女子，但也具有潑辣、兇狠的一面，以封建道德的標準來衡量，則堪稱淫婦。
她本是花子虛的妻子，子虛在外嫖妓，「整三五夜不歸家」（第十回），她勸告無效，為此「氣了一身病痛」（三十回）。但她仍然希望花子虛回心轉意，哀求花子虛的朋友西門慶勸子虛改變行為。
西門慶假裝同情地，答應給予幫助，博得了她的好感，同時卻要他的狐群狗黨經常把花子虛留在妓院過夜，以便他勾引李瓶兒。
這當然使李瓶兒對花子虛更加失望，終於被西門慶勾引上了。後來，子虛因故入獄，李瓶兒把子虛的三千兩銀子都交給西門慶，要他給子虛托人情。
西門慶說：「只消一半足矣。」她卻說：「多的大官人收去」（十四回）。及至子虛出獄，產業和住宅都由官府「估價變賣」。
花子虛窮了，「因問李瓶兒查算西門慶那邊使用銀兩下落」，反被李瓶兒「整罵了四五日」。
西門慶本「還要找過幾百兩銀子」與花子慮，李瓶兒卻不同意，要西門慶開一篇花帳與花子虛，「只說銀子上下打點都使沒了」。
花子虛由此而氣成重病。
李瓶兒開始還請太醫給他看病，「後來怕使錢，只挨着。一日兩、兩日三，挨到三十頭，嗚呼哀哉」（十四回）。
其實，這時李瓶兒還是相當有錢的。子虛死後，由於西門慶沒有準時履行婚娶之約，害得李瓶兒染病將危，她嫁給了蔣竹山。
但竹山在性慾上不能滿足她，「漸漸頗生憎惡」，「於是一心只想西門慶，不許他（竹山）進房中來」（十九回）。
及至竹山被陷害入獄，她雖用錢搭救了他，但誤以為他真的在外面借了很多錢，就把竹山趕出去了。
接着，自動向西門慶提出，要嫁到他家去。到了那裡，先受西門慶折磨，後被潘金蓮欺侮，連兒子都被金蓮害死。
但他只是默默忍受，對全家大小都照顧體貼，用玳安的話來說：
「說起俺這過世的六娘性格兒，這一家子都不如他。
又有謙讓，又和氣，見了人只是一面兒笑。俺每下人，自來也不曾呵俺每一呵，並沒失口罵俺每一句奴才，要的暫也沒賭一個。
使俺每買東西，只拈塊兒。俺每但說：『娘，拿等子你稱稱，俺每好使。』他便笑道：『拿去罷，稱甚麼？你不圖落，圖甚麼來？只要替我買值着。』」（六十四回）
儘管潘金蓮這樣欺凌她，但她對金蓮的母親卻十分關懷。
在臨死之前，為馮媽媽、如意兒、迎春、繡春的未來，都儘可能作了安排。
她跟這些人訣別時說的那些洋溢着感情的話，使得她們全都哭了（六十二回）；那些話也確實催人淚下。
戴敦邦繪 · 李瓶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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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她的一生，她是善良而富於同情心的，還有些懦弱：她之與西門慶通姦，也是一個被丈夫所冷落的善良少婦的上當受騙；
但在與西門慶熱戀後，她對花子虛是十分狠毒的，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花子虛的命斷送在她手裡；
她對蔣竹山的態度也稱得上潑辣，而促使她採取這種態度的動機，在當時更應受到強烈譴責。
這是一個性格多麼複雜的人！而這種複雜性格是符合生活邏輯的、高度真實的。在《金瓶梅詞話》之前，我國小說中從來沒有出現過象李瓶兒這樣的典型形象。
再看一看作為配角的宋蕙蓮。
她本是廚役蔣聰的妻子，卻與西門慶的家人來旺通姦。蔣聰死後，她嫁了來旺，卻又貪圖錢財，與西門慶通姦。
於是打扮得妖妖嬈嬈，裝腔作勢，跟另外一些男人打情罵俏；西門慶女婿陳經濟，見她如此，「兩個言語來去，都有意了」（二十四回）。
為了便於跟西門慶來往，她希望西門慶把來旺派出去，說是：「體放他在家裡，使的他馬不停蹄才好」（二十五回）。
但當她發現來旺遭到西門慶陷害，她就當面斥責西門慶：「你原來就是個弄人的劊子手，把人活埋了！害死人，還看出殯的！」（二十六回）
西門慶想再跟她和好，派人百般勸她，她堅決不肯就範，最後終於自殺。
這是一個怎樣的人呢？在美麗的外貌下，隱藏着輕浮、淫蕩的靈魂，但在這個靈魂深處，卻又蘊含着「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尚品質。
不但在《金瓶梅詞話》以前的小說中，沒有出現過類似的形象，就是在《金瓶梅詞話》以後的我國古代小說中，也很難看到。
戴敦邦繪 · 宋惠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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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說：陀思妥夫斯基對其作品中的人物，「不但剝去了表面的潔白，拷問出藏在底下的罪惡，而且還要拷問出藏在那罪惡之下的真正的潔白來。」
《且介亭雜文二集·陀思安夫斯基的事》《金瓶梅詞話》之寫宋蕙蓬，雖未達到這樣的程度，卻有某些相似之處。
上述的三個形象，代表了《金瓶梅詞話》中人物的三種類型。
這種對於人物性格的複雜性的揭示，打破了在這以前的小說中普遍存在着的人物性格單一化的格局，為塑造內涵更豐富的藝術形象開闢了道路。
而其所以能做到這一點，一方面是由於作者世界觀中所出現的新的因素（具體說明見後），另一方面則是由於把描寫人物性格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情節放在第一位的創作原則。
以《水滸傳》來說，潘金蓮的性格是單一的：淫蕩、殘忍。但他在大戶人家做使女時，「那個大戶要纏她，這女使只是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從」（二十四回），可見她原是很重視自己貞操的人，而且.頗有點不受威脅利誘的氣概。
但在嫁了武大以後，為什麼會很快變成「愛偷漢子」的「婆娘」（時上）了呢？這必然有個思想過程。
揆以通常的情理，當是對她這種屈辱、悲慘的遭遇的反撥。如把這個思想過程加以描述，潘金蓮的性格就不會這樣單一，除了可恨的一面以外，也還有值得同情的一面的吧！
但如上所述，《水滸傳》是根據情節發展的需要來安排事件的，描述潘金蓮的這種思想過程並非情節發展的需要，自然不會在作品中出現。
因此，《水滸傳》裡的播金蓮的性格，單一到近於不真實。而《金瓶梅詞話》既以描寫人物性格為主，那就可以不受限制了。
如上述道長老募緣、西門慶施銀五百兩的事，顯非情節發展的需要。
此事表明自私、貪婪的西門慶還有慷慨的一面，但其所以慷慨，乃是因為聽和尚說，「以金錢喜舍壯麗佛像者，主得桂子蘭孫，端麗美貌，日後早登科甲，蔭妻封子之報」（五十七回）。骨子裡仍是自私和貪婪。
這跟他在對李瓶兒的關係中的那種自私、貪婪與慷慨相結合的特點，彼此呼應，進一步突出了他的性格的複雜性。
又如李瓶兒關懷潘金蓮母親的事，同樣不是情節發展的需要，但卻深刻表現了李瓶兒的善良與富於同情心，跟其狠毒潑辣的一面相對照，也就更突出了她的性格的複雜。
綜上所述，《金瓶梅詞話》在形象的塑造方面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它以刻畫人物為主，它所描繪的性格是複雜而非單一的。
《中國文學史 （新著）》
章培恆 駱玉明 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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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最後，簡單地談一談《金瓶梅詞話》中的那些關於性行為的描寫。
由於這些描寫，此書被有的研究者目為自然主義，也就是說，不承認它為現實主義的作品。
首先必須指出，在今天的創作中完全不應該作這樣的描寫。但同時也要看到：此類描寫在當時出現，有其複雜的歷史背景。
有一種意見：那個時代的統治者荒淫無恥，方士、文臣竟有以進房中術而得寵的，以致士大夫漸不以縱談閨幃為恥，在文學創作中也帶來了這樣的風氣。
然而，哪個時代的封建統治者不荒淫無恥呢？
南朝的皇帝在這方面即使不超過明朝，至少也不相上下：在《隋書·經籍志》中還著錄着好幾種房中術的書，可見它們在南朝是公開流行的，並未被認為下流東西。
那麼，為什麼在南朝的文學創作中就沒有這樣的風氣呢？我們雖然罵宮體詩荒淫無恥，宮體詩中卻並沒有性行為的描寫。
所以，我想，這種文學風氣恐怕並不僅僅是封建統治者荒淫無恥的反映，而應與當時以李贄為代表的、把「好貨好色」作為人類自然要求加以肯定的進步思潮有關（詳見拙作《試論凌濛初的「兩拍」》，載《文藝論叢》第十七輯）。
正因把「好貨好色」作為人類的自然要求，所以，就不會用封建教條，把人一棍子打死，也才能顯示人物性格的複雜性。
例如，按照「萬惡淫為首」的封建教條，李瓶兒這個人自然壞透了，應該徹底否定，哪裡還談得上什麼良善等等？
但如把「好色」——男女之欲——作為人的正常要求，那麼，李瓶兒的某些行為就是可以理解的，就不會因這些問題而對她全盤否定了。
然而，也正因把這作為自然要求來肯定，所以，在作品中描寫性行為也就被認為無可厚非了。
金聖歎在《西廂記·酬簡》總批中說：
「有人謂《西廂》此篇最鄙穢者，此三家村中冬烘先生之言也。
夫論此事（指《酬簡》寫及的性行為），則自從盤古至於今日，誰人家中無此事乎？……誰人家中無此事，而何鄙穢之與有？」
這很能代表晚明接受這種思潮的人的一般看法。
文學作品中的此一風氣也就由此而形成。不但《金瓶梅詞話》，「三言」、「兩拍」、《牡丹亭》中都有這類描寫，僅程度有別而已。
可以說，這其實是那個進步思潮本身帶來的歷史局限。
還應該看到，《金瓶梅詞話》之寫這些，雖然是一種歷史局限，但其中卻也包含露暴的成分。
有些描寫顯然是為了揭示西門慶等人的自私、醜惡。如上文提到的使李瓶兒「精沖血管」的那一幕，實際上揭露了西門慶是殺害李瓶兒的兇手。
那麼，這是否妨礙《金瓶梅詞話》成為現實主義的小說呢？
第一，這類描寫在作品中僅占很小的一部分。即使它們是自然主義的，也並不妨礙整部書的現實主義性質。
第二，在現實主義和自然主義之間，本來並不存在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
朱光潛先生的《西方美學史》就曾指出：「法國的現實主義不但朝過去看沒有和浪漫主義劃清界線，朝未來看，也沒有和自然主義劃清界線。」
在一部現實主義作品中有些自然主義的描寫實在沒有什麼可以奇怪的。
本文作者 章培恆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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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單位：復旦大學
本文原載於《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4期。後收錄於《金瓶梅研究》高等院校社會科學學報論叢（3），1984，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轉發請註明出處。
（數據採集 黃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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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侯自己陷進去出不了只能找專業的人士幫忙，我覺得挺不錯的，推薦！
可以幫助複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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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拉黑了，還有希望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