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當年在東北插隊落戶，他家為啥生了四個孩子

乍一看，王家祥比實際年齡要大許多。粗壯的身體，黝黑的面龐，粗拉拉的胡碴，以及他的裝束和言談舉止，使他渾身上下，從裡到外少了幾分北京城裡人的色彩，倒多有幾分東北粗獷的味道。他性格豪放，愛說愛道。這讓有人喜歡，也讓有人討厭。不過，見到他，卻總讓我想起東北三江平原那一馬平川颳起的沒遮沒攔的風。

他比別人特殊，是因為從東北插隊回到北京，像變戲法一樣，一下子帶回來四個孩子。在大多數年輕或同齡父母只有獨生子女的對比之下，他竟擁有四個子女，便越發顯得特殊。

我問他四個孩子都多大了?他數數，沒有數清。「這麼說吧，老大是1973年1月生的，老二是1975年3月生的，老三是1977年6月生的，老四是1978年10月生的。具體的年齡你自個兒算去吧！」

「實話告訴你說，我也並不想要這麼多孩子。我愛人懷老三的時候，頭兒找我開會，要我表態。我說：『把孩子打掉，我沒意見！你們只要保證我這倆孩子活就行！』農村的條件，你知道！我們那兒醫院住院只保證有三天的青黴素用。平常連退燒的APC都沒有。誰也不敢保證，只好對我說：『那就再等等吧！』等等，老三等出來了。轉年二月，我愛人做了絕育手術。手術感染，打青鏈黴素。誰知越打白血球越多，一下子漲到19000多。大夫不敢再打青鏈黴素了，再細一檢查，我愛人懷孕已經六個月了。他們要把孩子流掉我說：『行！你們得保證大人的安全！』那時，我愛人身體很弱，醫院不敢做流產手術。老四命大，又生了下來。你不知道，我前三個孩子都是女的，末了老四是男孩。大家都說我有造化。」

王家祥是個樂天派，雖像雞婆帶着四隻雞雛勞累辛苦，弄得他像陀螺團團轉，卻一直能黃連樹下彈琴，苦中作樂。大批知青返城之際，他沒做這個夢。弄着四個孩子，像翅膀墜着四塊沉沉的傢伙，難以起飛了。他家中兄弟姊妹六人，其中五個插隊，哥仨又全在東北，他是老大，66屆的老高三畢業生，他們誰能辦回北京，就讓誰先回去吧。

小弟早回京一年，干臨時工。一邊干，一邊替他辦着各種困退的證明、手續和關係。他做夢也沒有想到，1979年春節，他和愛人帶着四個孩子竟都回到北京，全家六口人的戶口卡片厚厚一沓，竟都蓋上了北京公安局的大印。他是隊裡返城的最後一名知青，一切都有些晚了，想帶回點兒木板也找不到了，想帶回點兒大豆只剩下豆種了。顧不上許多，他只帶回一口袋豆種，便匆匆回京了。仿佛只要一回到北京，便會一切失而復得。他一下子抱有不少熱望，未來得及思索一下，便將自己激動的怦怦心跳交給火車的隆隆轟響伴奏，奏響着一曲希望之歌。

北京站子母鍾悠長的鐘聲，同十一年前送他去東北一樣，迎接他的歸來。北京城，雖然多了許多高樓、霓虹燈和廣告牌，色彩繽紛許多，卻再沒有像當年敲鑼打鼓歡送他去下鄉一樣熱情歡迎他歸來。大都市，顯得冷漠！現實，變得嚴峻！

他應該想到，首先是大都市生存空間的擁擠。他愛人家兄弟姊妹八人，六個孩子和母親擠在一間半的刀把房間，已經擠成沙丁魚的罐頭。他家有三間房，各13平方米，寬敞倒是寬敞，架不住人多。父母和妹妹住一間，兩個弟弟住一間，他一家六口，外加奶奶住一間。好在這樣的日子不長。那時，父親還沒有離休，靠八級鉗工硬邦邦的技術當上的精密機床修理總站的站長。

當一天官，有一天權，便會有人自動送「貨」上門。一天，一位下屬到家裡找父親，要求調動工作，見家裡這麼擠，便說：「您這房子夠緊的，我那兒正好有一間閒房！「自然，這是需要交換條件的。那條件，便是父親為他調動開綠燈。

沾了父親的光，他有了一個屬於自己的窩。

最發愁的是手頭沒錢。四個孩子像嗷嗷待哺的小鳥，都張着嘴巴，要吃、要喝。父親和弟弟、妹妹都伸出手幫助他。三十多歲的男子漢了，不能接濟家裡，反而再手心朝上向家裡要錢，怎樣好意思喲！

街道辦事處的頭兒見他拉扯着四個孩子，「唉！人家回來帶一個孩子就夠難的了，你帶四個！」破例照顧他，讓他幹個臨時工，蹬平板三輪車給辦事處辦的代銷點拉貨。體力棒的一天一元，體力弱的一天八角。虧了他有生牤子一樣的塊頭和力氣，到福綏境拉手紙，到新街口拉麻醬……北京城，快讓他蹬着三輪平板車轉遍了。一天一塊錢！

終於，他有了正式工作，北京煤氣用具廠當工人。愛人也有了正式工作，街道辦事處的廢品收購站收破爛。

頭一個月拿回工資，他34元，愛人30元，加起來一共64元，要認真算計一下全家六口人的花費。主要是買糧，全家160斤糧，就得花30元；房錢老爺子替交了，煤氣費、電費，最省也得3元；油鹽醬醋，起碼也得10元；不敢多買肉，光是吃菜，而且還得是快到菜站下班收攤前，買點兒處理的幾角錢一堆兒的菜，一月下來也得10元，他別的嗜好沒有，只好抽個煙，喝個酒，好煙抽不起，只好抽兩三毛一盒的八達嶺、香山牌的，一月兩條，5元；一個月再來兩瓶二鍋頭酒，4元。這樣粗粗加起來，已經60元出頭了！愛人夠會勤儉持家的了，一分錢攥在手心裡能攥出汗來，還是月月到月底錢緊。跟誰哭去?跟誰哭也不管用！

只好委屈自己！只好委屈孩子！別人家孩子吃巧克力，咱們連吃糖豆都吃不起。別人家孩子穿新衣服，咱們只能撿姨家孩子穿小的衣服穿。有次，姨送來一盒酒心巧克力。四個孩子還從來沒吃過這玩意兒，吃完了舔舔嘴唇，以後見了他就說：「爸爸，我要吃酒心巧克力！」他氣了：「我知道那玩意兒好吃。想讓我給你們買，沒門兒！」他不是狠心，哪裡有錢喲！

一天，孩子穿着帶補丁的衣服上學，同學笑話了。也是，現在的孩子的確良都不稀罕穿了，誰還穿帶補丁的衣服呢?孩子回家傷心地哭了。他能說什麼呢?他想發火，又沖誰發呢?難道還要衝無辜的孩子嗎?他欲哭無淚。

逢年過節了，好心的妹妹過來，用自己省吃儉用節約下來的可憐巴巴幾個錢，給四個孩子每人買一件新衣服。他同愛人都要囑咐妹妹：「買大點兒的，要能穿兩年。」每件衣服都肥肥大大，孩子們穿着，身子仿佛小了一圈，那被風鼓起的晃晃蕩盪的衣服後面像是藏着無數快樂的藍精靈。原諒爸爸、媽媽吧，衣服是不大合適，顯得過於大了些。有什麼辦法呢！誰讓人家只有一個孩子，我們有四個的呢！只好人家常添新衣服，我們一年兩年添一次吧！

孩子們，你們快點兒長大吧！

苦就苦了做父母的。他上班離家遠，愛人的廢品收購站就在家門前不遠，家裡的活兒全都一攬子攬在愛人手裡。別的不說，光是大熱天給孩子洗澡，就能忙她一身汗。要燒四次熱水，要輪流給四個孩子洗。這個孩子要先洗，那個孩子不干，也要先洗，澡盆前先冒起泡泡來，煞是熱鬧，小屋裡像炸了群的蜂巢。最讓愛人感到緊張的是每天中午回家給孩子們做飯。老大、老二已經上學了，回家自己湊合吃就行了。老三、老四還小呀，每天從幼兒園接回來，再侍候他們吃，時間真緊張。收廢品的活兒不起眼，下午只要一到點兒，就有人來賣廢品，也不知北京人怎麼有那麼多賣不完的破爛。她哪裡能夠遲到呢?

忙得實在受不了，她便對丈夫講：「我看把小不點兒和老三送到老太太那兒吃中午飯吧，咱們每月給點兒錢！」

老王是個粗中有細的精明人，對愛人講：「小不點兒和老三馬上也就上學了，一上學還得回咱自己家裡吃。現在要是給老太太錢，以後可就撤不下來了！」

「撤不下來就撤不下來吧！

「那你說每月給多少錢?」

「給15吧！」

拿着15元，老王找到母親。15元錢算什麼呀！在比他們歲數小一輪、工資卻比他們拿得高一級的小青年眼裡，不夠到老莫或全聚德撮一頓的。可這15元卻是他們從嘴裡擠出來的呀！老太太點頭答應了。愛人中午可以喘息口氣。以後，每人增補了每月75元的副食補貼。他們兩口便把每月給老太太的15元增加到20元，一直到現在，孩子早大了，不在老太太那兒吃了，每月的20元照給。老人也不容易，當初也曾費力撐起一把老傘，幫他們遮擋過風雨。孩子怎麼說也是孩子。家裡沒有電視機，每天晚上都要到爺爺、奶奶家看電視，不看到第二天節目預告出來決不回來。幾乎每一天都是看着看着，東倒西歪睡着了。他們兩口子馱着、抱着，拽死狗一樣把四個孩子弄回家。天天如此，累得實在夠戧。白天上一天班，晚上還要加這麼一趟夜班，受不了！

「咱們買台電視機吧！」愛人對他說。

買！借錢咱也買！那是1983年，買電視機還要憑票供應，趕巧朋友給了張票，12寸崑崙牌黑白電視機，420元，借了錢，買了回來，孩子們再不用跑老遠到爺爺、奶奶家看電視了。

工廠讓他買國庫券，非讓他買10元。他只買5元。5元就夠意思的了，他氣正不打一處來哩，

「老王，多買點兒吧！」

多買?家裡四口人張着嘴呢！老三到現在也沒勞保，藥費單有這麼摞子呢，要是給報了銷，我全買國庫券！」

得，燒香引出鬼來，又冒出老三這檔子惹他惱火的事。廠里說老三是超計劃生產」，他說：「我也不願超，我這兒有證明！

「你那是東北的政策，北京有北京的政策，照顧你三個孩子勞保就夠不錯的了！」

他急了：「敢情東北就不是共產黨領導咋的?我家老三有戶口，也是公民…」說下大天來，沒有勞保還是沒有勞保。國庫券買5元還是買5元。

1984年，他們的日子稍稍緩過來一些。四個孩子漸漸大了。他的工資長到64元，愛人61元，每天收購廢品還有8角錢的聞味費(即衛生保健費)，每天中午還有0.35元的午餐費。經濟是槓桿，使家庭生活發生變化。這一年年底，愛人拿回100元獎金。他廠里企業驗收合格，也拿回來100元獎金。200元厚厚的、沉甸甸的，壓在手心裡發熱。活了四十多年，還沒拿過這麼多獎金。這錢該怎麼個花法兒?

他首先想起了妻子。這麼多年，妻子跟着自己含辛茹苦，不挑吃，不挑穿，到現在了，身上還穿着在東北穿的小薄棉襖。兩口子結婚這麼多年，沒吵過一次嘴，沒紅過一次臉，可謂是患難夫妻。那件國防加強特別綠(後來大家又叫它「屎綠」)的棉大衣，頂過東北的大煙泡，她還不捨得扔，萬一天冷時再披一披。說什麼也要用這200元獎金給她買件像樣的呢子大衣。

他沒想到，妻子也替他想好了，想法竟然和他一模一樣，也給他買件呢子大衣。他一冬穿了一身油的工作服棉大衣也該換換了！什麼叫心心相印?什麼叫相濡以沫?什麼叫貧賤夫妻百事哀?

他們買了兩件大衣。他買了件藍呢子的，花了150元；愛人買了件煙色海軍呢子的，花了90元。回北京六年，活了三十多年，第一次給自己買了件像樣的衣服。四個孩子蒜瓣一樣簇擁在他們身邊，替他們高興，仿佛這是他們全家最快樂的節日。

我的採訪從工廠一直持續到回家的路上。頂着正燃燒的落日，我們騎着自行車，一邊走一邊說。那話如長長的流水，流也流不斷。我問他現在日子過得怎麼樣?他告訴我今年初又有了一間新房子，他們兩口子搬過去住，四個孩子住一間，住處寬敞多了。四個孩子也大了，窮人的孩子早當家，每天放學回家，老四點火，老三蒸飯，老二、老大炒菜，用不着大人忙。他可以捏起酒盅，美滋滋喝幾口，擺擺當家長的譜了。

忽然，他指指前面不遠靠近朝陽區的一條護城河，對我說：「你看，我愛人每天蹬着平板三輪，拉着一車廢品就往那兒送，那兒有個收購站。大太陽地的，夠她蹬的。說老實話，回北京這麼多年，她吃的苦比我多…」

夕陽的餘暉輝映在他的眸子裡。這一瞬間，他的眼睛裡貯滿深情。

後記：

從我採訪王家祥時到現在，日子已經飛速地過去了好多年。他比我大一歲，坐公交車早就不用買票了。時間有時竟是這樣比任何一切還要無情。想想我們這一代人的青春就這樣無端地流逝而一去不返，心裡常充滿感傷。

老王比我要強，他是個天生樂天派的人。這麼多年艱辛而又平平常常的日子過去了，苦中作樂，便是再艱難的生活，對於他也始終充滿生氣和彈性。

老王還在煤氣用具廠當工人的時候，只不過從下料車間調到制瓶車間。雖然，許多老三屆的朋友升官的升官，調走的調走，頂不濟也在廠里混個辦公室的差事，他卻一直只是個工人。他不抱怨，也不抱非分之想，知足常樂，一天到晚上班認真幹活，下班認真喝酒。他笑呵呵地說：「今年，北京市要大力治理大氣污染，新型的煤氣罐瓶需要很多。」有活干，就讓老王高興，他說比起下崗的，他這裡強多了。老王的制瓶車間非常景氣，經常加班加點，效益不錯，收入也不錯。

讓老王得意的是他的四個孩子，兩個大學畢業，一個參軍當兵，一個上班。四個孩子讀書都還認真，工作爭氣，人見人愛。當初，帶這四個孩子，按下葫蘆起了瓢；老王和愛人費了多大的氣力呀！如今看着長成四個鑽天楊一般可愛的孩子，所有付出的一切便都有了苦盡甜來的感覺。在一般都是一個獨生子女的家庭之中，如今能看到齊刷刷這樣四個孩子熱鬧的家，實在是太少，太讓人羨慕。

老王的愛人早已經退休。她一直在廢品收購站工作，烈日風雨中，暴土揚塵里，實在比老王還要辛苦，早點兒退休就早點兒吧，也該歇歇了。老王家早搬到了西壩河，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孩子多，住得雖然並不寬敞，愛人卻再不用起早貪晚上班忙乎了，一家子其樂融融。

老王看見孩子個個都有出息，學習都賣力氣，自己也受到了感染，不甘落後，便去報名參加成人高考。其實，即使弄到一張文憑，對他也沒多大用處，他圖的就是這心氣。平凡人家過日子，過的就是心氣。

54歲的那一年，他對我說，還有一年，他的這個成人高考就能畢業了。說完，他對我笑了。我明白他笑的意思，還有我這樣大的年紀還在玩命讀書考文憑的嗎?也許，只有這一代人，才會有這樣特殊的舉動。但是，我理解他，因為這一代人在曾經應該讀大學的時候，偏偏遇上了十年動盪。恢復高考，是一代人大學夢重新點燃的最好的機遇，可是，有趕上這趟末班車的幸運兒，也有因種種陰差陽錯沒有趕上這趟末班車的不幸運的人。老王就是這樣的不幸運的人。他沒有埋怨，而是一直在刻苦努力。有時想想，會有人覺得他像范進中舉，但其實他不是范進，范進是為了舊科舉制度，老王是為了心裡的一個夢，即便這個夢不具有范進一樣功名之類的實用價值，對於這一代人而言，這個夢的精神價值，足以支撐他的晚年的生涯。老王可以對他的四個孩子，甚至他的孫子說，你們的父親，你們的爺爺，這輩子問心無愧，因為我努力過，從沒有灰心過，放棄過。

如今，老王還住在西壩河，成人高考早已經畢業多年了。有意思的是畢業的那一年，他退的休，才54歲，提前退休。無論在他們的廠子，還是在朋友圈，老王的威望很高，主要得益不盡他自已以身作則活到老學到老拿到了文憑，他教育孩子很有方法，也很得體，備受大家的稱讚。如今四個孩子都很有出息，個個工作不錯，先後都成家結婚，關鍵是個個顧家，非常孝順，有着這一代孩子難得的對父母的理解與關愛。對於老王兩口子，這是他們晚年最大的安慰，也是他們一生最大的收穫。

作者：肖復興 老知青家園薦稿

編輯：草根作家